这孩子是个好学生，不可能患上抑郁？

作者 | 李慧琪

原文刊登于《看天下》杂志

直到今天，陈宣还清楚地记得嘉仪坐在心理咨询室里的情景。

她垂着眼帘，全身僵硬，手心和身上大汗淋漓。她忍不住哭泣，每哭一次，她都感到愧疚。尽管她小心翼翼地掩饰，但陈轩还是看见了她手臂内侧醒目的伤痕——她的右臂上有二三十道伤痕，就像是朝一个方向砍的，然后又折向另一侧，形成两个不同方向的角。伤口整齐细密，还有血迹。她的左臂上也有几道伤痕。

“她的存在，让我觉得她只是来到这个世界看看，看够了，觉得没意思，所以想离开。”陈轩回忆道。

陈宣是长三角一所民办中学的心理咨询，看着坐在面前的嘉仪，陈宣感觉自己无力抵抗现实中的任何压力和焦虑，仿佛这个世界正在侵蚀着她。

“内在的能量和身体的成长一样，需要培养和训练，这对青少年来说尤其重要。”陈宣说，他所见到的像嘉怡一样自残的青少年并不是孤例，自残离自杀只有一步之遥。

近年来，青少年心理健康和精神障碍问题日益突出。北京大学医学部儿童发展中心2018年发布的《中国儿童自杀报告》指出，中国每年约有10万名青少年因自杀死亡；每分钟就有2名青少年自杀身亡，8名青少年企图自杀。在全球范围内，自杀已成为15至29岁人群的第二大死亡原因。

政府部门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国家卫健委、教育部等部门也下发通知，开展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行动，明确要求将抑郁筛查纳入学生体检范围，建立学生心理健康档案。

校园心理咨询室成为这场战场的第一道防线。陈宣把校园心理咨询室的功能比作社区医院——它或许没有高科技的诊断设备，但会把防线后方的学生紧紧拥抱，让他们和家人知道目前情况的严重性，是否需要就医，以及应该送往何处。

01

焦虑的青春期

2020年，1996年出生的向丹妮入职成都一所重点中学，成为一名初中部心理学老师，此前，她刚刚在香港一所大学完成青少年心理咨询硕士学位。

当时疫情刚刚开始，向丹妮准备了一堂《人生》的心理学课，没想到课堂上同学们思考的问题让她震惊不已。

当她引入生命这个话题时，有的学生很自然地提到了“生命的意义”“存在的意义”；有的学生说“也许生命是没有意义的”；还有的学生问“既然我们能掌控自己的人生，为什么不能自杀？”

初中生已经开始思考这样深刻的问题了。

作为一名新手教师，向丹妮有些慌了，她回答道：“的确，我们有选择死亡的权利，但同时也要承担活着的责任。”

在后来的一对一咨询中，每天都会有学生来找她谈“我的存在到底意味着什么”等哲学思考。向丹妮发现，经常只是倾听、不带任何评判地与学生交流，对他来说是一种很大的支持。

青春期是我们开始建立自我意识的阶段。根据美国心理学家艾里克森的说法，青春期是我们一生中最令人困扰的身份危机和角色混乱时期。

2022年6月6日，河北省石家庄市第十中学举办减压游戏、心理咨询等活动，缓解高三学生学习紧张情绪。（IC图片）

埃里克森把精神分析理论放在社会学的框架中，提出了著名的“渐进式人格发展理论”。根据该理论，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要经历八个人格发展阶段，每个阶段都有特殊的矛盾。能否成功解决这个矛盾，是人格健康发展的前提。

其中，第五阶段——青少年期（12至18岁）的核心问题是自我意识的确定和自我角色的形成。

人生这个阶段，自我意识尚未建立，需要多层次的探索与实验，而社会（尤其是父母）对孩子应扮演的角色早已设定了规则与期待，因此两者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冲突。

比如，当孩子问出像丹尼这样的问题时，很多家长常常会这样回应：“你为什么想这么多？”“想这些事情有什么意义？”

据陈宣观察，造成中学生心理问题的主要因素是人际关系中的受挫无助感、家庭矛盾冲突、学业焦虑等。

他主要负责初中生的学习。初一的孩子会遇到适应新环境的问题；初一结束、初二的时候，孩子们开始组建小团体，会遭到小团体的排斥和排挤，找不到同伴；初三的时候，面对升学的现实压力，部分学生会出现焦虑、抑郁。

网络也是一面放大镜。尤其疫情之后，孩子们更习惯在虚拟世界探索自我。陈宣说，网络时代让孩子们成熟得早熟很多，也放大了焦虑。以前小的时候，他们只知道邻校的尖子生是谁。现在，孩子们打开小红书、哔哩哔哩，自己都是尖子生，别人有多厉害，别人有多漂亮，别人有多瘦……相比之下，自己各方面都不完美，“这对孩子其实挺不公平的。”

向丹妮记得，有位初一学生在考试前非常焦虑，“他们现在太着急了，现在是初一的第一个学期，班里有的学生已经把初三的所有内容学完了。”

在如此激烈的竞争环境下，学生出现心理问题的几率也更高。初一和高一开学时，向丹妮和同事对学生进行了自杀风险筛查。一千多名学生中，有六七十人有自杀倾向，平均每个班有两三人。

总体情况也不容乐观。根据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完成的《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9-2020年）》，2020年青少年抑郁检出率为24.6%。其中，初中生抑郁检出率约为30%，高中生抑郁检出率接近40%。

其实，心理问题的高发也有着共同的生理基础。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系发展心理研究所教授林秀云曾表示，大脑中负责负面情绪的杏仁核，在14岁左右就会逐渐成熟，但负责理性自控的大脑前额叶皮层，要到20多岁才会发育成熟。因此，对情绪刺激敏感但缺乏理性自控是青少年的一大特征，这很可能也是青少年经常出现心理危机的原因之一。

美国康奈尔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当青少年看到带有恐惧表情的面孔图像时，他们的杏仁核反应比成年人强烈得多。一些动物研究发现，成熟大脑在长期压力之后，10天内就会恢复到正常水平，而青少年大脑则需要3周左右。

另一项针对成年小鼠的研究表明，大脑中一种名为四氢巴马汀（THP）的物质对青春期小鼠几乎没有作用，这种物质的作用类似于镇静剂，这表明青少年在面对困难情况时更容易感到持续的压力，但他们应对压力的工具却较少。

更糟糕的是，处于青春期危机的学生很可能遭遇无法理解他们的父母。

02

父母拒绝承认的黑洞

嘉怡的事情，让陈宣感受到了作为一名学校心理咨询的无奈。

嘉怡是一名转校生，初中转校后，一直无法适应新的环境，父母又忙于工作，无法理解她的处境，导致她内心的黑洞越来越大。

“我认为最困难的是，尽管我尽了最大努力，但我仍然无法为孩子提供我认为她需要的支持，”陈宣说。

2021年9月26日，湖北省襄阳市保康县歇马镇中心学校健康加油站，学生们在发泄室进行拳击表演，缓解紧张压力。（视觉中国 摄）

嘉怡的父母带她去看医生，又经过十周的评估，她的病情还是没有好转。这时，陈宣建议父母找一个长期、稳定的全职心理咨询，吃药，让父母一直陪在她身边。但父母拒绝了。他们不是不爱孩子，而是坚信自己的路是对的。

林青在广州一所国际学校担任心理咨询，亲眼目睹了家长们得知孩子需要心理帮助时的各种反应。

有一次，一个女孩到校医室拿创可贴。校医是三甲医院的退休女医生，对学生的伤口很敏感，每次拿药都会询问伤口原因，如果伤势严重，就会汇报给班主任。女孩把胳膊伸出来给校医看，上面有几道整齐的划痕，有深有浅，应该是用刀划的。

校医帮她处理完伤口后，立即找到林青，两人一起去见了班主任和教务长。很快，女孩的父母也闻讯赶来。出乎意料的是，他们对女儿的情况似乎并不意外。母亲还说：“抓伤是假的，就是为了吓唬大家。”校医脸色大变，说：“我身为医生，难道不知道伤口是真是假吗？再说，如果她控制不好严重程度，可能会有人丧命。”母亲不为所动，坚持说：“她就是想吓唬大家，伤口是假的。”

随后，林青从女孩母亲口中得知，女孩回家后已经出现了各种症状，嗜睡、无缘无故哭闹、在卫生间用头撞墙，甚至还向父母展示手臂上的刀痕。但他们却认为，这些都是女孩不想上学的借口和表现。整个谈话过程中，女孩的父亲一言不发。看着父母的眼神，林青知道女孩为什么要伤害自己。

林青遇到过一些家长，听到医生说孩子得了抑郁，要吃药，就勃然大怒。在他们的逻辑里，孩子在班里一直名列前茅，不可能得抑郁。也遇到过一些孩子，告诉父母自己两年来一直出现幻听幻视，家长回答说：“你少看些无厘头的小说。”

林青曾经在医院实习过，有一天院长紧急开会，在群里发了一段新闻视频，视频完整记录了一个女孩在楼顶和别人僵持，最后跳下去的全过程，女孩从这家医院出院了。当时医生一直劝阻孩子家长不要给孩子办理出院手续，但家长并不相信，以为孩子没事。

“决策重于沟通，这是中国父母的普遍特点。”陈宣说，父母经常替孩子做决定，或者强迫孩子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不可否认，父母确实经验更丰富，但在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是父母和孩子要一起探讨各种可能性，这也是重视孩子的过程。

向丹妮也注意到，这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如果家长的认识不够，就很难对老师有很高的信任度，进而真正解决孩子的心理问题。”

心理咨询行业有一句话，咨询师是咨询室里来访者的父母，你还要再去培育对方。向丹妮说，这个“对方”也包括学生家长。她和很多家长交流后发现，有些家长自己从来没被爱过、被接纳过、被尊重过，又怎么能把这种情感传递给孩子呢？

但遇到这样的家长，她不会一味地谴责，不会马上告诉他们哪里做错了。理解是心理咨询中改变的杠杆。向丹妮说，她会先了解家长的情况：他们同样面临着上一代人的健康问题，自身的工作压力，以及孩子的身心发展和学业。只有家长感到被理解，才有可能改变，进而理解孩子。

01

学校里的“树洞”

向丹妮在中学时期也遇到了很多困难。

高三暑假，向丹妮回到高中母校，恰巧遇见了曾经的数学老师，她“硬着头皮打了招呼”。高中时，丹妮的数学成绩并不好，她觉得自己可能还有一点自卑感没有克服。

2020年6月12日，福建省南平市一中五一校区初中部，心理咨询正在给学生上团队心理辅导课。（@ Photo）

没想到，那位只教了她两个学期、她印象里威严的数学老师，一下子就叫到了她的名字。数学老师不仅记得她，还想起了他们在学校时的情景。他说：“其实在我的印象里，你一直很努力，可为什么成绩这么差呢？可能是心理上还没有调整好。”

向丹妮在师范大学读心理学，她对老师说：“我现在读心理学，要去香港读研究生。”数学老师用她至今还记忆犹新的一句话回答道：“这对你来说是个不错的选择，这样到时候你就能帮助到像你这样的孩子了。”

这一刻，向丹妮感觉自己已经和高中时的自己和解了，她无法接受为什么在老师的眼里，自己没有更优秀，没有更优秀。

在选择研究生专业时，向丹妮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青少年心理咨询，数学老师的一句话是她内心的动力之一。

陈宣也说，自己选择这条路的愿景之一，是为了治愈童年的自己，在学习的过程中，一些小时候无法理解的东西，渐渐有了答案。

研究生毕业后，他们都顺理成章地进入了学校工作。陈宣工作的学校有两间心理咨询室，一间在医务室旁边，一间在教学楼一角。“我们希望它存在，但不想每天都提醒大家它存在。”

除了一些暖色调的墙面，陈宣还会把自己闲暇时抓到的娃娃带到咨询室。有时候，就连走进他咨询室的十五六岁的男孩，也会先仔细研究那些小猪、小兔子娃娃，甚至会抱着娃娃和他聊天。他并不意外，孩子们会把自己的一部分投射到娃娃身上，希望得到照顾。向丹妮的咨询室里，摆着柔软的沙发，咨询师和来访者的沙发呈90度角。

心理学老师和心理咨询咨询师之间有着微妙的区别，前者有着和老师一样的道德权威，而后者则是平等对话的形象。当学生走进咨询室时，向丹妮总会向他们强调，虽然我是心理课的老师，但在这里我们是平等的。

她记得有一位学长来咨询，这位同学告诉丹尼的同事：“这不是我的老师，这是我的朋友。”

陈宣在学生们眼中也扮演着哥哥的角色。

向丹妮说，在学校里，学生还是需要鼓起勇气去敲心理咨询室的门，因为肯定会面临同学们的议论。在心理课上，丹妮会告诉学生，每个人都有问题，谁想倾诉都可以来心理咨询室，来心理咨询室不代表你就是一个有问题的人。

但学校每年还是会对有潜在心理问题的学生进行筛查，心理老师会对这些学生进行面试评估。对此，心理老师们非常谨慎，非常注重细节。他们会告诉这些学生，面试只是随机抽取。

陈宣所在的学校，没有这样的单独行动，他们会把消除疾病污名化的工作放在首位，每学期学校都会安排几次晨会（课前班会），专门讲心理健康问题，如何面对、如何应对、如何处理等。

一开始，陈宣会教孩子们关注自己的情绪。小学的孩子只能接触个位数的情绪，而初中的孩子可能有三四十种情绪。老师会引导孩子们对自己的情绪进行分类，分辨哪些是好的、中性的、负面的。如果负面情绪持续一到两周，老师就会认为已经到了临床层面，需要专业干预。

当学生能够辨别情绪时，心理老师就会向学生强调情绪的重要性，告诉学生如果因为不好的情绪而无法好好学习、无法安然入睡，一定要处理好，并与学校的专门老师沟通。

这些心理咨询希望的是，去心理咨询室成为学生的一种潜意识反应，就像“手断了要去医务室”一样，本质上是为了培养孩子心理健康的自我认知体系。

04

正在构建的系统

中学心理教师岗位一直存在，但往往是一个被忽视、定位不明确的岗位。像向丹妮、陈宣这样的学校开始设置专职心理教师，是近几年的一个变化。向丹妮在找工作的时候，也感觉到市场对这个岗位的需求很大。

需求来自于政策推动。2019年12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中宣部、教育部等12个部委印发《健康中国行动——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行动计划（2019-2022年）》，提出我国要开展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行动，要求到2022年，中小学配备专兼职心理健康工作人员的比例要达到80%以上。

2022年6月10日，安徽省阜阳市宝龙中学举办“励志青春·放飞梦想”中考减压心理拓展专题活动。（@视觉中国图片）

此外，学校重视抑郁筛查也与新政策有关。2021年10月，教育部回复全国政协《关于进一步落实青少年抑郁防治措施的建议》，明确要求将抑郁筛查纳入学生健康体检，建立学生心理健康档案。

向丹妮读硕士期间，曾在香港一所中学实习八个月，在那里她看到了成熟的学校心理干预体系。目前，内地没有统一的心理健康教材，心理老师需要自己制定教学计划。为此，向丹妮也参考了香港的教材。

对于内地学校心理干预体系的建立，向丹妮觉得当务之急是要有一套标准化的流程设置、标准和培训。

去年，国家要求将抑郁筛查纳入学生体检，上海长宁区向众多中小学生发放心理问卷，其中不乏“过去一周，你对自杀的准备程度如何”、“过去一周，你有多想主动自杀”、“你开始写遗书了吗”等令人毛骨悚然的问题，引发家长强烈抵制。

其实，上述质疑来自美国著名心理学家阿隆·贝克编撰的贝克自杀意念量表。向丹妮表示，这是一个国际通用的量表，本身没有问题，但其使用范围偏向医疗体系，完全不适合未成年人。虽然国家要求筛查抑郁，但并没有规定具体怎么筛查、在筛查过程中要用哪一套标准，这会带来很多不确定性。

另一个差距是学校与医院之间的渠道不畅通。在中国香港，如果临床心理老师评估学生病情，需要转诊到医院，学生就会被转给指定医生，整个流程很顺畅。但在内地一些学校，心理老师转诊后，需要学生家长到医院挂号就诊。内地医院权威医生的问诊时间很短，对学生的情况不会有全面的了解。向丹妮说，如果学生在医院治疗结束返回学校，学校老师就会不知所措，不知道学生在医院的情况如何，是否还存在心理风险，这是一个脱节的过程。

成熟的干预体系除了心理咨询外，还会配备学校社工、临床心理学家、教育心理学家等，组成一个团队，调动各种资源，完成所有干预工作。在内地，往往只有心理学老师一个人承担所有工作。而且心理咨询这个职业也缺乏一定的标准化流程、遵守伦理规范、监管要求等。

05

心理学老师为何感到焦虑？

当向丹妮告诉别人自己是心理学老师时，总会有短暂的尴尬，对方可能会问：“心理学老师是做什么的？”有人觉得，这份工作应该只是每天端着茶杯在校园里闲逛，在办公室喝茶，最多给学生讲讲励志语录。

事实上，这并不是一份轻松的工作，她自己也感到焦虑。

2021年9月26日，湖北省襄阳市保康县歇马镇中心学校健康加油站，心理健康咨询师温雅琪正在录入学生电子心理档案。（@视觉中国图片）

向丹妮刚参加工作时，接触过一位出现心理危机的学生，那段时间，她梦见那位学生双手紧紧抓住学校的窗台，眼看就要掉下去，她拼命用双手扶住那位学生，同事也从后面扶住她。

开学是他们最忙碌的时刻之一。陈宣记得自己早上七点半进校门，七点五十分就开始干活，一直干到下午四点半。最多的时候，他一天能看13个学生。平时，他一周能看10个学生左右，有时候能看近20个。

以一个学年（约40周）为例，陈宣所在的学校有3到4个重要时间点，一般有2到3次心理筛查、5月25日心理健康周、以及定期的讲座。开学时会对学生的整体心理健康状况进行筛查，学生会填写一份90道问题的问卷，内容包括人际关系、情绪管理、对事物的热情等。在学年的中后期，也就是三四月份，还有一次以抑郁为重点的筛查。

为什么要专门筛查抑郁？陈宣解释，所有心理健康问题中，唯有抑郁与自杀挂钩，且不可预防、不可控制。另外，抑郁发展速度很快，如果一个人陷入日益加重的抑郁，可能在2至3周内就有结束生命的想法。因此，包括第一次人口普查在内，抑郁筛查一般每学年进行两次。

和疫情防控一样，学校会把筛查出来的学生分为四个风险等级，对特别关注的学生进行约谈。陈宣举例说，初中部300名左右的学生中，需要关注（中风险以上）的学生占20%-30%，高风险的学生约占10%。

对于高危学生，心理老师会启动一套流程，会有专门的（影子老师）确保学生从进校门的那一刻起就不是孤单一人。即便是紧急情况，老师也会跟着学生去卫生间，防止学生跳窗。在私立学校，这个老师的费用由家长承担。嘉怡以前就接受过这样的24小??时照顾。

此外，学校也会要求高风险学生尽快送医，等到医院进一步确诊后，学校才会允许其入学。中风险学生每周会安排定期问诊，学校也可能将学生转介至第三方机构治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心理咨询不能开展心理治疗工作）。随着学生情况好转，这些学生会从每天到每周、再到每月，到无风险为止，到下学期开学时，心理咨询咨询师会再次跟进。有时，任课老师也会将精神状态不佳的学生送至心理咨询室。

从工作内容来看，向丹妮任职的公立学校与陈宣任职的私立学校有很大区别，私立学校注重对学生进行个别心理辅导，而公立学校则注重集体心理课程。

每天午休时间，1点到2点是开放给达妮的固定咨询时间。她和同事们称之为“为爱供电”。这是一个学校领导可能不知道，但他们认为有必要的环节，而且没有额外的报酬。一个学期，他们会为大约60人提供个别咨询。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每1000人应配备一名专业心理咨询。目前，中国相关文件要求学校配备专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师生比例不低于1：4000。向丹妮和她的同事负责中学部3000多人，陈宣负责初中部300人。这远高于相关要求，但向丹妮曾在香港一所学校工作，那里的学生与心理教师比例是200：1。

因此，许多中学心理咨询在工作中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除了对风险学生的两次筛查和一对一的访谈，习民还需要将她的大部分精力用于教学和研究。

在公立学校中，像其他教师一样，在地区和城市级别上都有内部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Xiang Danni，Chen Xuan和Lin Qing在担任学校心理咨询一段时间后都选择辞职。

Chen Xuan计算出他在压缩时间上每周花费大约60个小时的时间，他几乎没有精力进行自我完善，他认为他在心理咨询领域中并没有太多成长

对于Xiang Danni，除了通常的工作压力外，她在下班和周末都感到恐惧。

（本文中的所有受访者都是假名）

如果遇到心理困扰，可以随时联系爱己心理，遇见爱己，开始爱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