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遭遇婚外情，你会选择视而不见、将就接受，还是会和伴侣大吵一架、公然无视？

又或者，在外面打第三者，发泄心中的怨恨？

2020年夏天，在全网抓小三风潮中，这位拥有“中国顶级女神探”“婚外情终结者”“小三杀手”等国际头衔的女性张玉芬再度回到公众视野。

2002年，《新华新词词典》收录了“二奶”一词，强调的是经济上的赡养关系。随着时代的发展，近些年“二奶”逐渐被“小三”取代，不变的是人们对婚姻关系忠诚的追求。

1995年底，从南京回到西安的张玉芬最先从儿子口中得知丈夫出轨的消息。“爸爸带了一个叫小红的女孩回家，深夜她还在我们家，可我早上起床时她已经不见了。”

回家后，张玉芬立即质问丈夫，却得到的只是敷衍的否认：“没有那样的事。”

之后，他开始逐渐从这段婚姻关系中消失，消失几天，然后是半个月，最后是几个月。

“1996年过年他都没回家。”张玉芬回忆说，丈夫每次回家都会教训儿子，“孩子都不叫他爸爸，只叫他‘他’。”

1997年的一个电话打破了这个本已岌岌可危的家庭的表面平静。

丈夫的手机响了，站在旁边的张玉芬正要接电话，丈夫却突然粗鲁地把手机拿走，电话那头传来女人娇柔的声音：“晚饭好了，快回家吃饭。”一切都清晰了。

“是谁？”张玉芬冷声问道。

这次，丈夫胡锋也没有隐瞒，“是我在外面捡到的。”

上世纪90年代，正值国企改制，原本在工厂工作的张玉芬拿的是遣散费，很少上班，而此前靠家族关系进入国家税务局的胡锋，事业却蒸蒸日上。

男人有了钱，难免会有恶念，胡枫也不例外，他带走了家里所有的钱财和股票，带着情妇搬了出去。

最初，张玉芬和大多数女性一样，想过挽救婚姻，甚至“原谅”出轨的丈夫。有一次，她到丈夫工作的地方见面，想带他去餐厅好好聊聊，可饭菜刚端上来，胡锋就借口要下楼洗手溜走了。

没有了经济来源，张玉芬的生活陷入了绝境，中年下岗，丈夫跑了，儿子还在上学，一个星期就瘦了20公斤，头发也白了很多。

这个平凡的西安女子在短暂的崩溃之后，展开了长达十年的“复仇”。

“我不能让这种污蔑落到我头上。我不能让自己无缘无故地被欺负。我甚至不知道我的对手是谁。我必须找出真相。”

“他每次搬家，我都会挖开他的藏身之处。10年来，我弄坏了三台相机、两架望远镜和四台录音机，才终于拍到他们一起裸睡在床上的画面。”

1998年，张玉芬将丈夫胡锋告上法庭，指控其重婚，虽然她有证据，并且当场抓住了胡锋，但当她把证据拿到法庭时，却被告知证据不是合法来源。

“没人帮助我。法律都不站在我这边。我去了妇联，但他们无能为力。我必须付费才能申请离婚，但我没有钱。我只能申请重婚罪，因为这是刑事案件，而且是免费的。”

因为长期在抓奸第一线，她认识了很多有类似经历的中年女性，“我们都有着同样的痛苦，我很愤怒，开始用自己抓奸的经历，帮助别人维权。”

她慷慨地与大家分享自己多年的调查经历，说：“法律不能保护我们，我们只能保护自己。”

张玉芬的离婚官司打了9年才有一个比较好的结果，而此时距离她丈夫出轨已经过去了12年。

一场破裂的婚姻让张玉芬和很多有着同样处境的人联系在了一起。

每个女人都是天生的福尔摩斯，多年的实践经历让张玉芬在这个领域“无师自通”。

2003年，她与另外9名女性创办了“凤凰女子侦探社”，专门抓捕破坏家庭的第三者。她说，在维权的这些年里，她遇到了各种各样的人，最小的21岁，最大的72岁，都从东北来到西安向她求助。

她成为了那些有同样痛苦的人的救命稻草。“但我也不是万能的。我能解决的问题我会尽力解决，但我解决不了的问题，我就不能帮你了。”张玉芬坦言。

但除了调查取证之外，她提供的另一项服务也引发了争议。

她帮助客人殴打情妇，将情妇脱光衣服，并录像、拍照，并说：“生气了就要发泄，不能憋在心里。”

在接受外媒采访时，她曾说过一句名言：“打小三要先脱掉她的裤子，不然她就跑了。”

她最著名的案例之一是帮助一名上海妇女发现她的丈夫有 17 名情妇。“我告诉她去哪里，她就去了，然后她把她们全部推到床上。”

她还因在西安北门附近殴打情妇而险些被拘留。

2015年，张玉芬上《社会观点》节目，她把打小三比作“保卫国家”，“我觉得打人简单粗暴，但是没办法惩罚男方，没办法惩罚男方的时候，就只能举起拳头打小三，被打的其实是你。”

张玉芬称，自凤凰女子侦探社成立以来，她通过提供抓奸服务已经帮助了20万人，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她逐渐意识到拳头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被坑骗者所遭受的心理创伤需要用更平和的方式去化解。

在我国，虽然私人侦探一直运作于法律的灰色地带，但据保守估计，我国共有私人侦探机构3700家，从业人员超过2万人，“张玉芬等人”也已经制定了相当成熟的SOP。

我们研究了包括凤凰女侦探社在内的各类“侦探”的常见套路，发现“等待、跟踪、拍照、抓捕”四个流程可以确保委托人任务的完成。

首先，一名合格的私家侦探必须学会伪装等待。

用私家侦探戴鹏军的话来说：“我们在展开调查前，都会对环境进行预判，准备好不同的应对方案和相应的服装、道具。如果不管什么场合，都穿风衣、戴墨镜，很容易被别人察觉，暴露身份，这是大忌。”

除了着装，等候时的行为举止也很重要。由于成本和法律限制，国内私家侦探一般只能单独行动，因此在蹲守过程中，没有搭档轮换，还得在车里吃喝拉撒便，以免错失机会。更难受的是，为了避免发动机噪音太大引起注意，私家侦探甚至不能打开车里的空调。

到最后，即使是最酷的私家侦探也会变成邋遢的流浪汉，浑身散发着酸臭。而这正是成为私家侦探的第一步。

一旦找到目标人物，私家侦探就会开始追踪。就像间谍电影里一样，追踪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任务，而是一项事关生死的技术活。

一般来说，跟踪的原则是不要与目标眼神接触，因为这样容易给对方留下印象，但也不能刻意避开目标的目光。不过，如果遇到反跟踪意识很强的目标，就要格外注意技巧了，否则很容易失败。

私家侦探戴鹏军就曾遭遇过一次紧张刺激、势均力敌的跟踪与反跟踪。当时，他接到一个任务，调查一名“情妇”。他驾车追赶男性目标，却突然发现对方的车停在拐角处，与自己呈45度角。

“45°”是私家侦探跟踪时360度视角的最佳视角，目标的举动说明自己不仅被对方发现，还被对方坑了，原本的“猎物”此时变成了“猎人”。

在成功完成等待和追踪之后，私家侦探应该能够找到必要的证据，现在是时候拿起相机开始拍照了。

但如何跟拍和偷拍背后也有一些技巧。就像旅行时，不能直接举着相机，必须有某种遮盖物，比如公文包。

将相机放入包中，打开包，对准镜头，看着屏幕，用余光观察周围。此时的关键是不要四处走动，融入环境。这样，路人不知道侦探在做什么，即使觉得他有点奇怪，也不会在意。

一般而言，委托人会带上亲朋好友前来抓捕犯罪分子，私家侦探只负责提供情报，并收取报酬。但有些侦探不愿“交出头颅”，或委托人害怕独自面对真相，这种情况下侦探还是要继续工作。

像张玉芬这样愿意冒着风险抓奸的私家侦探屈指可数。

这个行业最初的先驱者确实是一位专业人士。

1992年，著名侦探端木宏宇从上海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局局长岗位上退休。老人舒舒服服地躺在扶手椅上，回忆起自己轰轰烈烈的办案生涯，决定继续发挥自己残存的精力，重返打击犯罪的第一线。他创办了中国第一家私人侦探机构——上海社会保障咨询调查机构。

消息传遍了上海。1992年11月11日，上海《新民晚报》社会版头条报道了这一新生事物。面对这样一个新兴行业，当时的报纸评论道：“上海私人侦探社是一个利国利民的‘新生儿’。”

这一好消息犹如春风拂面，催生了更多的私人侦探机构。短短几个月内，北京汉工（1993年1月）、成都协力（1993年5月）、沈阳科顿（1993年7月）相继取得合法资质开业。这四家私人侦探机构是我国最早的一批，也是唯一一批在工商局合法登记注册的民间调查机构。

可惜好景不长，他们还没来得及找到展现实力的机会，就被一道禁令彻底抹黑了。1993年9月7日，公安部下发《关于禁止设立‘私人侦探机构’性质的民间机构的通知》，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设立任何形式的民政调查机构或其他具有私人侦探机构性质的民间机构。

短短几百字，就彻底摧毁了这个新兴行业，创始人端木宏宇因为官场背景不得不退出。但业内一些人改名换姓，转入地下，披着“调查中心”和“信息咨询”的外衣，玩起了边缘游戏。成都协力的魏武军和沈阳科通的孟光刚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转入地下的路一点也不好走，最初三年，魏武军平均每年办案四五十起，总共亏了三万多元，他只好把原本偷拍用的摄像机拿去拍广告赚钱维持生计。

相比同龄人，孟光刚的路要顺利一些，他曾是二级警督、反腐检察官，当时的执照上写的业务范围是“民事调查”，后面跟着一行字：“试营业一年”。

此后，各侦探社实质上都在做“小三杀手”的工作，宣称可以“为客户解决问题，查明真相”。

张玉芬在多年抓奸打二奶的过程中，逐渐领悟到生活的真谛。2013年，她在北京大兴创办了“月亮湾情感站”，不仅女性，男性受害者也会来这里倾诉，她们就像姐妹一样，互相治愈彼此的心灵创伤。

这些年，张玉芬因身体原因很少亲自办案，她的生活安排得满满的，舞蹈团、志愿服务队、中华文化传播公司……

当时她对72岁的求助者说：“你赶紧回去吧，你都70多岁了，生命只剩几天了，怎么还这样辗转反侧？”

截至今年，这位曾经风光无限的“情妇终结者”已经62岁了。

参考：

1.真实故事项目《情妇杀手变老了》；

2.啊哈视频《我要杀了所有小三》；

3.新快报《中国第一私家侦探孟光刚：我调查了刘勇案》；

作者：Maa Lau & Sue

封面设计：弯弯

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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