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彭小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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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中小学抑郁筛查真的有必要吗？建立抑郁风险画像：会不会给学生贴上另一个“压力标签”？

近日，上海长宁区部分小学对学生进行心理测评，一名家长发现其中数十道题目涉及“自杀”，震惊之余将此事曝光。11月19日，该事件进入公众视野，引起舆论轩然大波。长宁区教育局当天发布通报称，问题出在“区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中心及长宁区教育局相关部门对问卷内容审核不严格”，已要求停止该项工作。

听起来这似乎是上海某个地区的个别事件，但实际情况可能并非如此。

11月15日，成都一位妈妈给我留言，说她的两个女儿在学校考了“抑郁可能性筛查量表”，两个女儿就读于同一地区的两所不同的公立小学，她们觉得题目“很奇怪”——既有上海测试中被广受诟病的“自杀”问题，又有“爱情”和“失恋”的问题。

据这位母亲介绍，她家孩子填写的问卷也有一百多个问题，而且考核没有经过家长同意，这位身为心理学研究生的母亲觉得不可思议，她询问孩子的班主任后才知道，这次考核是区教育局的统一要求。

另一位成都的朋友，女儿读初三，也做了相关的“心理测评”。女孩说，问卷里问你为什么想自杀的一系列问题，“感觉像是在诱导自杀”。她和很多同学走出机房后，都抱怨这份“严重愚蠢的问卷”。

▎上海市长宁区小学心理测评问卷

中小学真的有必要进行抑郁筛查吗？

而在上海心理测评事件发生前不久，11月9日，教育部在回应全国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关于进一步落实青少年抑郁防治措施的建议》中提到“将抑郁筛查纳入学生健康体检内容，建立学生心理健康档案，对学生心理健康状况进行评估，对测评结果异常的学生给予特别关注”。

不少评论人士猜测，此次评估可能是基于教育部的精神指引，各地也以各种方式予以落实，上海长宁区的家长警觉性高，判断力强，热心公益、敢于担当，已将此事作为一个问题提出，而其他地方的家长要么不知道自家孩子做过心理评估，要么知道但不意识到有问题，要么像这两位成都家长一样，知道且觉得不妥，但不采取任何行动，只是想想而已，私下嘀咕几句？

上海、成都两地学校评估被诟病的原因，主要在于问卷设计不专业、实施流程松懈、忽视孩子隐私、未告知家长等，这些可以说是技术问题，可以通过改进来完善。但上海评估事件爆发后，不少心理学家、心理健康专家在采访、文章中，从专业角度提出了中小学是否必须推行抑郁筛查及相关做法的问题。全民筛查未必科学性、可行性强，我也没听说其他国家有类似的做法，希望教育部、国家卫健委能更广泛听取意见，深入研究，不要仓促推行。

长宁区心理测评事件的公共价值在于，让一项可能影响全国数百万学生心理健康的测评行为进入公众视野，使其得以制止和纠正。

▎上海市长宁区小学心理测评问卷

“拯救儿童”，需要减少多方压力

近年来，儿童青少年抑郁发病率和自杀人数呈上升趋势。据今年3月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发布的《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9-2020年）》显示，2020年中国青少年抑郁检测结果如下：抑郁症检出率为24.6%，其中重度抑郁检出率为7.4%。自杀是抑郁最严重的后果，也是青少年死亡的第二大原因。

北京大学医学部儿童发展中心发布的《中国儿童自杀报告》显示，中国每年约有10万名青少年因自杀死亡，平均每分钟有2名儿童自杀身亡，8名儿童自杀未遂。《学者》杂志数据显示，中国青少年自杀率居世界第一。

儿童青少年是家庭之宝、民族之未来，这些数据不能不引起全社会的关注，也是各部委出台相关规划和政策的原因和背景。毫无疑问出发点是好的，但问题是，仓促出台的“筛查”政策，真的能起到防治抑郁作用吗？

解决问题的前提是认清问题，正确认识问题的根源，并提出有针对性的、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在这方面，现行的解决方案存在不足。

首先我们要问，为什么短短一二十年的时间里，有如此多的儿童青少年罹患抑郁？

主要是因为孩子自身的原因吗？如果是孩子自身的原因，是不是属于生理性的原因？科学研究（包括脑科学、神经科学、分子生物学、遗传学等学科）表明，抑郁是由脑部缺乏某种化学物质引起的假说尚未得到证实，抑郁患者的脑组织也没有出现有临床意义的改变；基因和遗传因素也不可能在短短几十年内发生改变——所以，遗传学说和遗传论无法解释当前青少年抑郁的高发现象。

所以，如果抑郁不是生理原因引起的，服用抑郁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有效方法。事实上，抑郁治疗效果的研究表明，抑郁对轻度和中度抑郁症有效。药物的疗效很难确定。对于重度抑郁症，它可以缓解症状，但副作用和停药反应多。尤其是对于处于动态发育过程中的青少年，他们的情绪起伏往往过度依赖环境，药物的作用更难确定。

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研究和实践成果的出现，人们逐渐意识到药物治疗并不是解决抑郁唯一且一定有效的方法，在某些情况下，也可能引发正常的情绪反应。病理化——如果大量的人表现出相同的情绪反应，可能更有必要重新审视导致异常情绪的原因。

预防青少年抑郁另一个方法是向学生普及抑郁知识并在学校提供心理咨询。

从理论上来说，这是一个值得鼓励的方向，这种方式的有效性高度依赖于具体的方法和实施，需要很强的专业性和技术性，在这方面，美国、新加坡、香港都做得非常好，值得我们借鉴和参考。

这种方法要真正有效，需要一个前提：抑郁主要是因为学生自身的脆弱性或耐受力差。但事实显然并非如此：青少年的心理问题有更多的压力来源。仅仅帮助孩子加强心理发展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找到压力的来源。全社会必须从减少压力来源的角度出发，才能更好地帮助已经抑郁或有抑郁风险的孩子。

▎ 在复杂的情境中，仅仅帮助孩子加强心理建设是不够的，还要找到压力的来源。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建立抑郁风险概况：

给学生再贴一个“压力标签”？

儿童及青少年学生的压力来源有：第一，学业；第二，人际关系；第三，缺乏人生意义、价值和目标。

首当其冲的就是学业压力。众所周知，现在的孩子很累，作业、课程做不完，自由活动、玩耍的时间很少。对此，国家出台了“双减政策”，希望能有所帮助。

学校和班级是学生的集体，也是学生归属感、自尊心、价值感的主要来源。在如今这个几乎以成绩来评判人的社会，学生的压力自然很大。如果成绩平平，就很难得到同学的赞赏和认可，自卑和孤独是必然的，很难感受到幸福。

由于普遍的竞争心态和以自我为中心的观念，现今学校同学间缺乏关心、互助，加上小学生很少谈论“恋爱”、“失恋”问题，也有部分初高中生因此而抑郁，但比例并不大，当然也需要家长、老师的引导和帮助。

师生关系不好是学生抑郁的重要原因，占了相当大的比例。不少抑郁孩子反映，自己受到老师冷遇、鄙视、殴打、责骂、羞辱，心情很痛苦，很绝望，不愿意去上学。这位六年级女孩觉得自己受到了班主任的冷遇和忽视，她觉得学校是“监狱”，嘴里不停地说着“我要炸毁学校”，情绪变得抑郁，拒绝上学。

总体来看，我国学校的师生关系、师生交往方式还有较大的改善空间，距离《未成年人保护法》的实施还有一段距离。

亲子关系是学生抑郁发生更重要的原因，抑郁儿童的父母往往是“直升机式”的专制、暴力型父母，他们在物质上满足孩子，生活上溺爱孩子，但在学业上要求很高，有很多命令和控制，父母往往根据孩子的学业成绩来决定对孩子的态度。

学业压力、群体归属感和价值感缺失、师生关系、亲子关系等是青少年学生抑郁的重要根源，尚未成年的个体学生往往被动承受，无力改变。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家庭的支持与帮助。

目前，在这些问题尚未得到系统解决的情况下，政策提出建立学生心理健康档案。那么，这样做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是否会影响学生的升学，甚至未来的职业选择？如果会，建立心理健康档案应该怎么做？档案化的做法，是否会加剧学生的紧张和恐惧？

抑郁毕竟不是仪器或实验室方法可以检测出来的，主要甚至完全取决于个人的主观感受。如果学生觉得举报抑郁可能会对自己的前途和未来产生潜在的不利影响，他们肯定会倾向于不举报。那又怎么样呢？我该怎么办？总不能仅凭老师和同学的观察就给一个人贴上抑郁标签吧？至少，如果我是学生或家长，我会有这样的顾虑。

此外，抑郁听起来很可怕，其实有其进化价值。美国心理学会前主席、积极心理学之父马丁·塞利格曼认为，90%以上的抑郁都是来去自如。抑郁症消失了，就不需要治疗；或者当引发抑郁的环境或条件消失或改善后，情况就变了，抑郁就被治愈了。这其实是很多人的亲身经历。

无论如何，目前如果草率推行对学生建立抑郁档案的做法，对抑郁的防治并无益，也不应该实施。

综上所述，我认为在改善上述外界压力的条件下，培养学生的韧性、意志力、勇气、对生命的敬畏与热爱，鼓励团结、合作、分享、服务和贡献的精神，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价值观，采纳和教导他们积极、理性、乐观的思考方式和解读方式，才是帮助孩子抵抗和战胜抑郁有效方法，助力他们在人生旅途中走得更远。

彭小华是旅美学者，关系-沟通与抑郁研究者、咨询师，发表过多篇相关文章，翻译出版多部书籍，包括《如何养育孩子长大成为大人》、《直觉养育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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