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新闻记者 滕瀚

战疫关键词：创伤后应激障碍

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是指在遭受各种伤害后一段时间内出现的精神障碍。即严重创伤事件导致患者经历异常强烈的精神压力后，创伤经历反复闯入意识或梦中，对患者的心理和社会功能造成严重损害。患者常常处于高度焦虑状态，并避免任何可能引发这种创伤记忆的场景。

抗击疫情的人物：郭勇

原海军总医院心理学专业创始人、心理咨询与治疗专业带头人、医学心理科主任。

郭勇是海军总医院心理学专业创始人、心理咨询与治疗专业带头人、医学心理科主任。

从寒冬到初春，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已经存在了近三个月。十七年前，同样由冠状病毒引起的传染病非典（SARS）也曾肆虐。

两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威胁人们的身体健康甚至夺去生命的同时，经历过疫情的人和“幸存者”的心理健康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与医护人员努力将病人带回“安全区”类似，心理学家也在帮助突如其来的“打击”下的不同群体构筑隐形的精神“护城河”。

目前，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第76次COVID-19疫情报告，表示中国疫情已从“遏制阶段”进入“缓解阶段”。

“在‘??疫情缓解阶段’，当大风暴暂时过去时，我们必须更加关注创伤后应激障碍，这也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近日，他在非典期间为一线医务人员提供了心理救援。”17日，时隔两年再次参与“抗疫战争”的心理专家郭勇在接受封面新闻记者专访时表示。

郭勇是原海军总医院心理学专业创始人、心理咨询与治疗专业带头人、医学心理科主任。从事临床心理咨询与治疗工作30余年。带领多个团队参与国家、军队、地方重大活动中的心理危机干预工作，包括抗击非典、汶川地震等。在COVID-19疫情期间，郭勇参与编写了《心理危机干预指南》。国家卫健委印发《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公众心理自助咨询指南》，对志愿者、咨询师、公安系统、公众以及一线辅导员进行心理健康教育在线指导监督，直接向湖北地区群众提供心理帮助。

郭勇参与编写国家卫健委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公众心理自助咨询指南》

这是郭勇在COVID-19疫情期间第二次接受Cover News采访。在此前2月初的采访中，他特别提到关注抗疫一线医护人员的心理健康。如今国内疫情已进入“疫情缓解阶段”，他强调要关爱因疫情引发的“创伤后应激障碍”。

以下是封面新闻记者对郭勇的采访实录：

为什么我们需要心理干预？

封面故事：心理健康和身体健康之间有什么关系？

郭勇：其实在我们的传统思维中，生理和心理之间的相互联系也已经被揭示出来了。比如“笑十年，忧十年”。 “笑十年”显然是一种情感，属于心理部分。年轻”是身体部分。事实上，两者之间的一些关系已经得到科学证实。比如从性格上来说，好胜心强、不服输的人容易患心血管疾病。如果我们想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得反其道而行之，比如在心理上保持冷静，善于调整自己的情绪，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某些身体疾病的发生。

封面新闻：心理干预对疾病治疗有何重要影响？

郭勇：有些人刚确诊疾病时，会因情绪低落而产生排斥行为，可能不配合治疗。这个时候，就需要让他们发泄情绪。我们提供陪伴和倾听，给他们安全感和同理心。然后获得支持并一步一步走下去。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发现，当患者能够调整和控制自己的情绪和行为时，会对治疗效果产生积极的影响。

注：2003年，郭永和团队在针对SARS患者的研究论文《SARS患者心理状态、应对方式调查及心理干预》中指出，79.17%的患者在疾病早期有严重恐惧感。通过有计划的心理干预和行为指导，患者的恐惧感明显降低。不同的应对方法直接影响患者的心理状况。面对和战胜疾病的积极信心和有效的心理干预可以缓解患者的情绪障碍，对促进康复起到重要作用。意义。

人类从 SARS 到 COVID-19 的共同反应

封面新闻：从SARS和COVID-19的角度来看，确诊患者的心理表现是什么？

郭勇：患者的心理变化大致有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否认期”。一旦确诊，很难立即相信。你可能总是会问这是真的还是错误。会有一些这样的否认。一旦接受了这件事，有些人就会进入第二阶段——非常强烈的反应期。这个时候他们就会有“我完了，治不了了”之类的非常大的反应。接下来就是第三阶段——犹豫期。一方面他希望能得到好的治疗，但同时他也怀疑可能治不好。第四阶段是恢复期。有两个方向。一是因为这个病产生了太多负面的东西，可能会让他情绪低落。有些人甚至采取更极端的行动，包括自杀来解决问题。当然另一个方向是，有些人可能会通过这次事件成长，积极应对，更加热爱生活，克服一些坏习惯。例如，他们可能更讲卫生，更频繁地洗手。

COVID-19疫情期间，郭勇进行了主题为“压力管理——从容应对疫情”的教练培训。

封面新闻：您之前提到要关注医护人员的心理健康，那么疫情期间他们的心理状态发生了哪些变化？

郭勇：一线医护人员和普通人一样，面对未知的疫情也会感到害怕，随着疫情阶段的变化，他们的表现也会有所不同。他们一开始可能会感到震惊，情绪上高度紧张，然后随着疫情的发展，它可以有效地治疗一些人，而时间本身也是解决恐惧的好方法。会发生适应，最初强烈的情绪反应可以大致恢复到比较正常的状态。当然，可能还是比正常工作时要高。但明显已经从巅峰下来了，这就是规律。

封面新闻：公众应该注意哪些心理变化？

郭勇：对于广大公众来说，当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时，他们会产生恐惧、恐慌、担忧等情绪反应，这些反应来自于我们对这件事的认识，一部分是认知错误，一部分是认知错误。这是未知的。由此引起的，就会影响行为。比如，有些人害怕去人多的地方，甚至较少出去倒垃圾。这些都属于正常现象，但需要注意“温度”。适度的话，其实可以保护自己，但过度的话，就会害了自己，也害了别人。我们强调的不是你不应该有反应，而是这个反应实际上应该是适度的。

封面新闻：上述人群对SARS和COVID-19的心理反应有什么差异吗？

郭勇：总体来说，“SARS”和“COVID-19”的内容是相同的，特别是在最基本的心理现象上。他们都有基本的规律，包括对传染病的一些认识和应对。大多数心理现象和心理问题都是可以看到的、可以理解的、可以解释的，可以说是人类的“共同反应”。

康复中的检疫人员向工作人员告别。 （新华社发）

封面新闻：SARS和COVID-19的心理干预方法有何相似之处？

郭勇：心理学是一门科学。面对SARS、COVID-19或其他突发事件，有一些理论、方法和技术可以应用，称为心理危机干预。重灾区群众和参与救援的人员都是我们干预的对象。心理专业人士必须首先评估这些人群。谁有问题？这些问题是什么？谁的症状更严重？有多严重？然后我们需要商定一个目标计划并提供有效的心理帮助，例如陪伴、同理心、支持或情绪稳定技术。我们会按照既定的流程和技术方法去做。

暴风雨过后，避免“创伤后应激障碍”

封面新闻：目前，国内疫情已进入“疫情缓解阶段”。心理疏导的重点是否有调整？

郭勇：大风暴过后，还会出现其他问题。比较常见的一种是“创伤后应激障碍”。就是事件过去一段时间后，比如三个月、六个月后，一些“创伤后应激障碍”会再次出现。 “暴风雨”当时并没有明显的症状，而且也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心理）问题。

注：2005年，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心理卫生科主治医师孙燕等在《中国》杂志上发表论文《SARS患者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创伤性研究》 《健康教育》显示，已追踪调查114人。 SARS患者事件发生后的PTSD症状被发现。三个月后，患者中PTSD的患病率为30.8%。

封面新闻：哪些群体容易患创伤后应激障碍？表现如何？

郭勇：任何经历过疫情或与疫情有关的人都可能患上这种创伤后应激障碍。例如，一名医护人员可能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有些病人没有被救活，非常痛苦。一段时间后，病人的情况可能总会出现在他的脑海中。这样的画面会让他很不舒服，所以他想尽一切办法把它去掉，但是越是试图抹掉它，它就越会出现，这会很痛苦。在心理学上，这被称为病理性闪回。这些都是在当年的非典疫情之后出现的，包括汶川地震。创伤后应激障碍也可以表现在身体上。最常见的表现是无法入睡或进食。它还可能影响心血管或自主神经系统，例如出汗，但最重要的是情绪。体验非常不舒服。

封面故事：创伤后应激障碍通常会持续多长时间？

郭勇：个体差异很大。如果他意识好，寻求帮助并主动调整，持续时间可能会比较短。但如果没有求助的意识，自己的心理能力又不足以帮助他摆脱这些问题，他可能会长期患上（应激障碍）。比如当年的唐山地震，也是一个突发事件。一些幸存者可能仍然无法解释清楚这件事对他造成了什么影响，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

封面新闻：疫情过后，治愈患者的心理健康还有什么需要特别关注的吗？

郭勇：我们要特别关注患者治愈疫情后出现的“耻辱感”，即因为自己得了病而感到羞辱。那么治愈的病人可能会“归因”自己患病的事实，但有时这种归因是错误的。大多数人都会将其归因于他们的不幸命运。非典期间，有些人就这么做了。这被称为内部归因，它会导致自责、自我否定，这可能导致抑郁；而外部归因，可能会导致愤怒、仇恨和攻击性。

心理救援十七年：从思想到专业的演变

封面新闻：从SARS到COVID-19的十七年里，我们应对这一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心理救援工作取得了哪些进展？

郭勇：进步还是非常明显的。首先是他更加认识到心理工作的重要性，也有更多专业团队介入。也许有人当时就这么做了（心理救援），但他头脑简单。可能不专业；二是数量的增加。这次的心理救援力量非常强大，社会力量的作用明显在增强。非典时期，心理救助热线和志愿者并不像现在那么多，而这一次，大批志愿者和心理行业协会迅速启动心理救助计划，直接开展救助工作。比如，我们在北京也有专门的志愿者，通过电话、音频、视频等方式，为全国各地的患者及其家属、救援医护人员、社区人员、警察等提供直接的心理帮助。当然，这也得益于技术的进步。 ;三是观念进步。非典时期，很多人并不知道自己的一些问题是心理问题，或者知道后不好意思说出来，怕别人说出来。现在的情况也大体相同。情况发生了变化，我们认为应该得到心理帮助，大量的人主动寻求帮助。值得一提的是，非典时期，其实制作了很多旨在自我调节公众心理的宣传手册，但现在可以制作成电子手册，更容易传播，影响力也比较大。

封面新闻：目前，多位心理学专家提出建立“国家紧急心理服务体系”。你怎么认为？

郭勇：最理想的情况是有一个心理资源全面的科室。那么当某处出现问题时，可以先获取信息，然后调集救援力量快速到达现场，有效开展相关工作。工作。像这样，从制度到团队再到具体的工作流程，其实还有很多需要开发的地方。事实上，我们现在的（心理救援）体系并不清晰。人们分属于不同的单位，紧急情况的临时动员可能不会很快。因此，我们需要国家部门级的专家团队和志愿者团队。相关预案随后有效落实到救援行动中。像这次武汉封城，一些救援队伍可能进不去。但事实上，全国范围内的心理援助需求巨大。比如这次的死亡人数就超过了3000人。一般来说，一个人的死亡会影响20个人，那么至少有6万人（需要心理援助）。如果只是给大家协商一下，这个数额显然是湖北当地（心理救援）的力量无法达到的。虽然说要全国范围内实施（心理救援），但具体如何组织实施，还不是特别清楚。当然，也有一些专业的心理救援队伍进入湖北，但在满足体量和需求的系统性工作方面，还有改进的空间。

参考：

1. 刁丽华 ;李玉玲;殷秋;郭勇. SARS患者心理状况、应对方式调查及心理干预[J]. 《中国心理卫生协会第四届学术会议论文汇编》，2003年。

2. 孙艳;徐勇;张克让；杨红. SARS患者创伤后应激障碍追踪研究《中国健康教育》，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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