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2月，正午出版《东莞工厂里的心理咨询》，讲述了工厂心理心理咨询李青的故事。自2006年至今，李青在东莞工厂做心理咨询十三年，接诊了数千个案例，见证了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三代工人的变迁。

八年来，她发现珠三角工厂男性打工者娶妻越来越难，患上了严重的婚姻焦虑和焦虑焦虑。中国传统的重男轻女观念，导致性别严重失衡，总体上男性多于女性；在某个地区，外出务工的男女打工者往往处于不同的人生阶段，需求也不同，匹配起来很困难。因此，李青想专门为打工者打造一个全国性的公益婚恋平台，打破熟人介绍的壁垒。全国各地的农民工都可以下载一个APP，自由地在网上加入婚恋社群。

李青说，中午的采访让她重新开始思考工人们的具体情况，心里涌起“鸡血般的热情”，决定把这个疯狂的想法付诸行动。

时隔三个多月，正武想看看李青的新计划进展如何。以下是她的口述：

李青在抑郁平台“Get Over”举办的线下活动中提供团体辅导。

2019年2月25日，在去工厂上班的路上，我看到了正午写的《东莞工厂的心理咨询》这篇文章，读得停不下来，一连看了五六遍，哭了。后来，其他记者也想采访我，但我不想再谈那些老生常谈的事情了。正午故事的采访，让我打开了更多的心扉。

我不知道这篇报道能给别人带来什么帮助，但它给了我动力，就像打了一针鸡血，我感觉自己可以做的还有很多。我很想实现一个多年的梦想——为中国新一代工人建立一个交友社交平台。中午的这篇文章给了我启发，我觉得自己应该为工人做点什么，“想一百遍不如做一遍”。

对于外出务工的男女来说，他们面临的人生阶段和问题不同，在婚姻、恋爱问题上遇到的困难也不同，因此需要区别对待。

由于传统重男轻女的观念和养儿防老的习俗，中国性别失衡严重，男多女少，男性工人娶妻难。一般来说，男尊女卑。在农民工工作的地方城市，虽然写字楼单身女性较多，工厂单身男性也较多，但这两群女性和男性的生活几乎没有交集。

在恋爱和婚姻中，房子、车子、彩礼是压在男人身上的三座大山。如果不改变农村的习俗，大量农村男人将永远找不到老婆。然而，很少有人关注这个群体和这些坏习惯。

一名男工因为妻子出轨三次，到工厂心理咨询室就诊。妻子每次出轨，他都会用暴力来教训妻子。他从小就被父亲施暴。女人出轨第一次是和一个未婚男子，那个男子想让她离婚再婚，但离婚没有成功。后来，女人又出轨了两次。第三次，男工执意要离婚，瞒着双方父母。夫妻俩在不同的城市工作，两个孩子留在老家。他还有一个未婚的弟弟，家里需要准备聘礼，如果他再婚，又需要聘礼。女人不忍心离开两个孩子，经常说要再婚。他很生气，久久不能入睡，跑来对我说：“我要是有钱，能娶到老婆，我才不会跟她在一起。”

男工娶媳妇难，除了社会性别失衡、经济压力大等原因，还有形象、性格等各方面原因。有的男工一进厂就加了女生微信，这样机会就多一些；但很多男工天生文静内向。

我见过一个非常极端的案例，一个来咨询的男员工，之前在外地一家设计公司做技术员，设计公司女同事太少，他几年前辞职找女朋友，来到东莞的工厂。虽然不用省钱，但为了多接触女性，还是住在工厂宿舍。但他性格内向，见女人就紧张，所以一直没找到女朋友。他自己也很矛盾，对未来感到迷茫。

工厂里的女工比男工多，但很多女工结婚生子早。女工结婚并不意味着她们比男工幸运。在我驻厂的心理咨询室，我看到很多已婚女工的痛苦，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婆媳关系影响了夫妻关系。

我今天晚上刚接了一个案子，一个29岁的男工咨询了我两个小时，我连晚饭都没吃。他和一个19岁的女工同居，有一个孩子，女孩太小，未到法定结婚年龄。他和父母都在东莞打工，一起住在东莞的出租屋里，在一起生活了十年，有些积蓄。女孩是他的老乡，父母在农村，家里很穷。

女孩无法适应公婆的生活习惯和脾气，就出去学美容，住在宿舍，晚上不回家。婆婆在家照顾孩子，公公出去打工。男工觉得女孩不赚钱，不顾家，他拼命挣钱，目标是在老家买房。家庭内战让他焦虑又疲惫。我劝他两代人分开住。但这是他不能接受的方案。在他和他家人的眼里，女人总要适应夫家的一切。

他向我抱怨女孩不关心孩子。我告诉他，“现在你妈妈就是你孩子的亲生母亲了。”在他的家庭里，妻子什么事都没有发言权，包括抚养孩子。在他们眼里，孩子永远是男方家庭的一份子，妻子往往被边缘化。一个年轻女孩离开原生家庭，突然要和几个陌生人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他和父母相处几十年，习惯也差不多，但这个女孩是空降兵，没有心理支持，只是被要求去适应。这已经不再是农民工简单的情感问题，而是一个社区问题。

我认为女性苦难的根源在于社会制度和习俗。一旦女性结婚，她就不再被视为自己的家人。事实上，她很难真正成为丈夫的家人。在习俗特别浓厚的农村地区，女性如何拥有家庭？

今年的情况尤其严重，很多已婚女工在咨询时都表示不想活了。

曾经有一位女工，她的父亲是一名囚犯，她8岁时父亲出狱，她非常怕父亲和母亲，怕母亲把她卖掉。14岁她就辍学了，想跟着母亲生活。后来她很小就嫁给了一个农村人家，生了一个女儿。她和公婆关系不好，觉得自己不受尊重，根本不是那个家庭的一员。于是她只身来到东莞打工，逃避婚姻的束缚。有一天，她丈夫来到东莞，说要带女儿出去吃饭，却瞒着她把孩子带回了老家。三年过去了，她一直没能回去看看女儿。

还有一位已婚女工，在全国各地的工厂不停地跳槽，离开家乡，在上海、浙江打工，后来又来到东莞，一直和丈夫感情不好，婆媳关系也不好，后来遇到喜欢的男人，出轨了，丈夫知道后，把她的衣服都烧了，但就是不答应离婚。

家人认为这是耻辱，父亲威胁说：“别打你了！”她的父亲一直是家庭暴力者，至今仍殴打年逾 50 的母亲。她自己也曾遭受虐待。她与兄弟姐妹的关系很脆弱，几乎得不到全家人的情感支持。

出轨对象说，她自己做了决定，跟他在一起不在一起都无所谓。可是，她回不去了，也不知道该去哪里。她有两个孩子，却再也没见过。她很痛苦，不知道该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她总觉得，只有死亡才能得到解脱。进厂没多久，她就来找我咨询。这两天，她又去世了。

过去，遭遇丈夫出轨的女工不敢来咨询，现在来谈的都是痛苦难忍、羞愧难当、可怜他人、心理压力大的人，还可能遭遇家庭暴力。女工出轨和其他群体出轨一样，并没有什么特殊意义，但由于她们生活在社会最底层，改变现状的可能性更小。

尽管如此，农村女性结婚生子一直比较早。20多岁的女性身边都是男人，但30岁以后就很难结婚了。对很多男人来说，婚姻是基于明显的生育需求，具有工具性意义，而女性往往想找到一个真正的生活伴侣。

大部分女工读完初中，进城打工几年，回家过年，父母就安排老乡相亲，春节前几天见一面，觉得合适，春节过后就订婚，五一回老家结婚。这样的节奏我见过不少。这样的婚姻往往缺乏感情基础，迫于家庭压力，为了婚姻而婚姻。生完孩子，女性完成了人生大事，又出去打工了。

近几年，很多工人都随父母进城打工生活，都是长大成人的流动儿童，从老家介绍各种亲戚来这里打工，全家都靠工厂生存。东莞工厂的氛围处处像大农村，一到春节，他们就会成群结队回去，已婚女工就和这么一个流动大家庭生活在一起。

有一位1996年出生的女工，已经生了三个孩子，我问她“累吗？”“不累，不用照顾。”她看起来很轻松。我感觉女工早婚早育的命运，留守儿童的问题，还在一代一代地传承。如果工人们不学习改变命运，肯定会一代一代地困在这个群体里。我们不能把这个群体定义为“工人”，也许明天她们会去卖保险、做美容、卖房地产、去桑拿等服务行业工作……虽然不能统称为体力劳动，但依然是低技能的工作。

你看，找我咨询的都是悲催的女人和悲催的男人，也许婚姻美满的工人也不少，只是我没有遇到过。我个人认为，工人婚恋问题，主要是圈子太窄，人家已经到了东莞，但骨子里还是老乡，在厂里能听到乡音，湖南人、河南人混在一起，都喜欢找老乡，还在一些婚恋网站上征婚，有个男工人在珍爱网找到一个自称老乡的女人，结果被骗了7万元，这是他打工多年的积蓄。

正因为这些，我觉得非常有必要专门为新生代农民工搭建婚恋社交平台，提供婚恋心理支持，帮助他们学会沟通、适应社会，打破老乡的限制，在更广泛的范围内选择婚恋对象。

蝶恋花俱乐部，这是我要打造的新平台的名字。很多朋友说这个名字太老气了，像五六十年代的夕阳红。我就是想把全国各地的上班族，特别是年纪大一点的、离异的上班族聚集起来。

我给蝶恋花俱乐部写过一句口号：他们缺少一个正规可信的心灵交流平台和深度关爱的社会支持体系，他们就像是茫茫人海中抛出的浮萍，面临着婚姻、交友、人际关系、成长、发展等一系列心理和社会问题。 ——我们是心理咨询！婚姻家庭咨询师！我们也是热心的媒人和婚姻帮手！

我下定决心要做这件事，想先在工厂里试验一下。我给工厂发了一封邮件，工厂的一位负责人把邮件转发给了工会，让我跟工会谈。工会每年举办一次联谊活动，预订咖啡馆，大约有50名工人报名参加。我想让工会收集想找伴侣的工人的信息，每月安排一次活动，但工会说他们很忙，以后再联系。我觉得他们没有关注工人的婚恋焦虑，没有这个意识，所以我就不再联系他们了。

我找到一个叫“问聚星”的网上问卷，发到工人微信群里。工人入职培训，其中一门课就是心理健康，是我教的。我给他们讲了心理健康基础知识，告诉他们我是驻厂心理咨询，有心理问题可以来找我。每次课后，我都会让新学员组团。我一般都是小团，几百人的大团无法有效沟通，毕竟同一天入职的工人，彼此都见过面，有真实的感受。

从3月14日到29日，半个月的时间，50名工人递交了问卷，女工报名的只有4名，太少了，我很郁闷，这个比例就这，就算我们再多收集信息，再多花精力去宣传，也很难收集到合适的信息。

从问卷上的名字看，很多都是之前来找我咨询过的男性工人，性格腼腆内向，也有少数是外地工人，IP地址显示来自山东济南、四川成都、湖南长沙、广东深圳、福建厦门、湖南怀化、重庆等地，可能是工人把问卷转发给了老乡。

登记寻偶的男工人中，有20多岁的年轻男子，也有30多岁的离异人士；4名女工人年龄都在30岁以上，其中两人为离异人士。

对于择偶条件，男员工多将“孝顺父母长辈”列为首要，同时要求“善良、勤劳、善于经营生活”；女员工则要求“成熟、稳重、有责任心、不赌博、不嫖娼”。至于不能接受的品质，男员工列出的有“不孝父母、离异、不忠诚、出轨背叛、性格恶劣、懒惰贪吃”；女员工则填写“邋遢”和“花心”。

很多男工作人员留言催促我尽快安排相亲，提供认识异性的机会。

3月份的时候，我邀请了很多工人聚餐，希望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圈子。但是，当我准备往前推进的时候，很多人就离开工厂，消失了。聚餐的时候有一个女工自发建了一个群，我以为她会呆很长时间。前几天我在深圳有事，她给我打电话，我没接。第三天，她说她走了。

工人流动率过高。原因多种多样：熟悉的老乡要离开；车间噪音和气味让人无法忍受；害怕学不到东西、完成不了任务；与主管关系紧张；工厂订单少、工资太低或其他个人原因。兰州有一位女工，女儿在老家由奶奶带大。孩子脾气很暴躁，打电话对她说：“你再不回来我就打死你。”她担心孩子，就回??老家了。还有一位女工，因为丈夫出轨、殴打她，不得不回老家。

公司每招一个新员工，每次培训班都会建一个微信群，50多个人，过了几天就剩下30人左右了，再过一段时间就剩下几个了。过完年，3月份我培训了1300人，4月份培训了800人。一年下来，大概有2万人。大部分人只在一个地方呆两三个月，最长的也有半年，到年底，大部分人就走了。

留不住工人，我很郁闷。坚持不懈很难有成效。我的热情燃烧了一个月，但一切又回到原点。每天都有满脸愁容的工人来找我咨询。大多数人咨询一次，就再也没有回来。在厂里呆得越久，心里就越不安。女性婚姻的痛苦，男性结婚不了的痛苦，作为工厂里的心理咨询，依然是我每天听得最多的两件事。

这么多年过去了，工人们的情况还是没有太大的改变。我想暂时离开工厂一段时间，希望厂里的心理咨询室能有助理，助理一周呆两天，我就呆三天，剩下的时间，我可以办好自己的工作室“幸福生活公益服务中心”，对外提供心理健康咨询服务。

这个工作室成立已有数年，但一直没认真经营过。过去，我把咨询室设在家里的书房里。现在，我与理疗师合作，租了一间安静的空间，有两间房间。一间房间用于理疗康复、针灸等，另一间房间用于我的心理治疗。房间里有一张粉色的治疗床，用于催眠治疗；茶几和椅子用于心理咨询。我的目标是“身心合一，幸福生活”。我想用我在工厂工作13年的经验，为更多的企业、员工和社会人士提供心理援助、心理健康知识、危机干预等专业服务。

但我不会离开工人们，在厂里做心理咨询仍是我的本职工作，也是我的主要收入来源。我还在为工人们服务，“蝶恋花”项目也还在开放，源源不断的有工人们扫码进来。但对于一个线上平台来说，一切都归结为“功能”，而每个功能的开发都需要人力和财力。没有钱，没有支持者，我一个人是做不出来的。很多男工人们留言，“你什么时候给我介绍女朋友？”在我心里，这个项目很可能是“烂尾”。

我们这些所谓的知识分子，想要改变工人的生活和思想，但工人没有条件学习，或者不喜欢学习，把自己限制起来，只能干体力活。他们的后代也会这样。大家都想被尊重，都想坐上办公室，但大多数人最后还是向命运妥协了。

李青“幸福生活公益服务中心”工作室

“幸福生活工作室”内的咨询空间

“幸福生活工作室”里有一张催眠治疗台。

如果遇到心理困扰，可以随时联系爱己心理，遇见爱己，开始爱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