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一个阳光明媚、炎热的下午，62岁的何明英得到了一次面试机会。

面试在北京望京一家家政公司进行，一共两个工作岗位：照顾两个老人和接送小孩。招聘人员与何明英同龄，穿着年轻，询问了工作经验和身体状况，表示满意。何明英按照流程报出姓名、年龄、身高、体重、住址。她刚提到年龄，招聘人员就打断她说：“你太老了，不能干这个。”

何明英再次被年龄挡了道。她有十几年的保洁经验，厨艺不错，参加过无数次面试，深知保洁员的规矩，比如不能翘二郎腿、不能戴首饰。但年龄让她感到“自卑”。她试图辩解说这些技能并没有因为年龄而浪费，但还是失败了。她只能回到社区，继续在阳光下做环卫工作。

当年轻人计划经济独立、提早退休（他们甚至为此发明了“FIRE”运动）时，像何明英这样的老年人仍在工作。根据《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调查报告（2018）》，2015年中国有27%的老年人（60岁及以上）仍在工作。

今年8月24日，“中国老年人才网”上线，麦当劳等企业公开招聘老年员工，让这27%进入公众视野。可以预见，随着中国老龄化程度加深，会有越来越多的老年人继续留在工作岗位。

提倡FIRE的年轻人或许不能理解这种选择。一位61岁、刚退休的男子指出了一个容易被忽视的真相：退休是老年人迈向人生新阶段的过渡，他们作为“人”的需求并没有消失——无论是经济需求还是精神需求。工作恰好满足了这些需求。

从这些仍在工作的老人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制度不完善、家庭责任带来的经济压力，也可以看到工作的意义。但老去是公平的，他们或多或少地面临生理上的疼痛，以及随着青春和强健的体魄而逝去的进取精神和激情。他们的经历是一个样本，一个预演，一个提醒：我们老了之后会怎样生活？

老年人要继续工作

面试失败后，何明英重操环卫工作。她每天六点起床，拿着一把和她差不多高的竹扫帚，负责清扫六条街道。她每挥动一下扫帚，就会扬起一团灰尘，粘在她黝黑的皮肤和短短的白发上。

今年春天，她被介绍到北京某社区做环卫工作，月薪2300元。刚到社区，她的工作内容之一是清扫社区里的快递柜。柜子又深又窄，人进不去，她就用棍子把柜子里的物品一个个钩出来。长年的垃圾发酵，发出一股“比厕所还浓”的臭味，直冲鼻尖。她实在受不了，就向领导请假，回住处吐了。

这个瘦弱的女人已经步入老年，今年她的身体开始发出警告信号：做环卫工作时长时间站立，腿酸痛；弯腰扫地捡垃圾，腰酸痛。她忍着疼痛刚扫完地，风一吹，树叶又落了一地。她不敢怠慢，有时晚上还要出去打扫。

何明英正在扫地，扫帚扬起阵阵灰尘。 郑克姝 摄

今年47岁的她从内蒙古老家来到北京打工，主要做家务，一干就是十几年。岁月的劳作和衰老在她身上留下了痕迹。她的双手布满皱纹，手指很难伸直，“见人都不敢伸直。”雇主让她不戴手套手洗衣服，因为她嫌慢。将衣服泡好水后，她先倒入84消毒液，再抓起一把洗衣粉往里撒，“呜呜”的白雾喷涌而出，呛得她眼睛模糊。她的手上脱落了一层皮，新结的硬皮没有以前那么柔软。现在，她的手和眼睛如果沾上一点84，就会像碰辣椒一样刺激她。

但她还是习惯做家务。前几天，她刚找到一份新工作，是照顾戴呼吸机的重病老人。她还没开始工作，但她提前猜到了：这份工作不好做，因为雇主对员工没有年龄限制。

即便是在对中老年人较为包容的家政服务行业，年龄仍是一道壁垒。一位熟悉情况的社工说，雇主更青睐年轻家政工，因为他们体力好、动作敏捷；如果老人被撞，还要承担责任，所以像何明英这样的老人，通常只能找到工资低、体力活少、没人愿意做的工作。

年龄歧视渗透在何明英的生活中，她已经习以为常。线下面试经常因年龄问题而失败，网上招聘信息也真真假假，她怕受骗。因此，她平时找工作都是通过朋友介绍。

62岁的家政服务员徐林芬也遇到了这样的情况，她现在的工作是老乡介绍的，老板一开始还犹豫，说她年纪太大了，但一次偶然的机会尝到了她做的包子，觉得很好吃，就把她留下了。

家政工作强调一个“忍”字，用徐林芬的话来说，这叫“为人操心，为人打工，还得看人家脸色”，年纪大了更是如此。她服务这个家四年，月收入5000元，保姆的市场价是每月七八千元。她不敢要求涨工资，怕自己年纪太大，谈判不成再找工作也难。今年左膝时不时疼，夏天穿得少，买的膏药也不敢敷，怕熏到雇主。发型也要注意，长发扎辫子不行，得盘起来，以免做饭时几缕头发掉进碗里，惹得客人不高兴。

70岁的孙迪关心的不是头发，而是入学率。退休前，他是一名大学教授。现在，他被邀请到一所民办学校担任专家工作组组长，负责学校的发展规划、师资培训，甚至校长招聘。学校在省内另一个城市。他每周一去学校，周五下午回家。

他从事教育行业数十年，老师有疑问都会找他请教，他也乐于分享。采访一开始，他先用了四分多钟介绍了学校的情况，包括自然环境、一等录取率，甚至高考英语科目平均分数，他都能随口说上几句。

他的工作需要他和很多人互动，这让他生理上“活跃”，很多人说他看上去比70岁还年轻，他认为这和他仍在工作有关。

孙迪办公室。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上为父母，下为子女”

认识家政工徐林芬是在星期天，确切地说，我只能在星期天见到她，这是她一周中唯一的休息日，可以把头发放下来，梳一会儿辫子，享受属于自己的时间。

当晚，她和其他家政工聊天时，说一周的6天工作日“都是在孤独和烦躁中度过的”。这不难理解——想象一下住在老板家里，日夜与老板生活在一起，随时准备被人指使或批评。顺着这个话题，我们聊到了疫情。如果你和雇主被长期隔离在家，该怎么办？她的第一反应是：这比被关在老家好，至少有吃有住，还有加班费。

徐林芬需要钱。来北京之前，她在老家山西务农，日晒风吹，旱涝保收，积蓄不下。2008年，她来北京打工贴补家用。家务活不轻松，但她很满足——至少有个栖身之所，月底工资稳定发放。十多年来，她挣的钱养活了当时还在世的公公，养活了两个在外打工的儿子买车买房。

她过着十几年的漂泊生活，不言而喻经历了很多痛苦和煎熬。唱歌让她忘却烦恼，当雇主不在家时，她就边工作边播放手机里的音乐。最近学会唱的歌叫《谁能陪我走到最后》。她唱出了真情实感：“为了父母，为了儿女，我劳累得腰都弯了，头发都白了……我奋斗了一辈子，再苦再累也不敢停下。”

另一个没有“留下”的人是方群。她今年56岁，退休后在麦当劳打工，每小时工资20.5元。上世纪90年代，她从国企下岗后四处打工，在酒店上夜班，在出租车公司食堂当厨师，甚至还办过“小餐桌”，照顾过几个小学生。

如今，她带着女儿住在北京，租房居住，每月有3000元的退休金。女儿在一家互联网公司上班，回家后会诉说工作上的不开心。她理解、同情女儿，劝女儿“你为什么不换一份轻松的工作？”但女儿不愿放弃大公司的高薪。

她平时节俭独立，很少花女儿的钱，女儿却希望她能自力更生，不要那么辛苦，但她总想着赚点钱，减轻女儿的负担。

很多仍在工作的老人，都有家庭要养活。一位在北京某社区做环卫工的河南男子，已年过六旬，女儿在老家，儿子在广东打工，留下一双孙子孙女需要他和妻子照顾。他以前是农民，现在扫地、分类垃圾，每月收入3000多元。除了100多元的退休金，还要给自己买药，买七八块钱一包的“最便宜”的烟，还要给正在上初中的孙子孙女提供生活费。月底，钱所剩无几。

“挣钱难。”在我们谈话的20分钟里，他用河南口音说了三次这句话。这还不是最糟糕的。“我干的活儿不好，别人要钱。”他说。一年多前，他为一家私营企业工作，安装天然气管道，到现在还没拿到工资。

这是很多老年劳动者面临的困境。根据《劳动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大部分达到退休年龄的劳动者无法与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只能形成劳务派遣关系——没有了五险一金，也失去了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等保障。

除了法律之外，相对较低的维权意识和能力也让老年劳动者处于弱势地位。案例比比皆是：据公开报道，江苏一位80多岁的老人上班时没有签订合同，只进行口头协商。被拖欠工资后，他向当地劳检大队求助，劳检大队以他已到退休年龄、劳动合同已解除为由拒绝处理。后来，老人拨打政府热线、联系媒体反映问题，耗时一年多才拿回被拖欠的工资。一位企业招工人员说，公司招收的部分中老年人不愿缴纳社保，想把钱握在自己手里，这使得他们的晚年生活缺乏制度保障。

9月20日下午，北京某小区，一位来自河南的60多岁环卫工人结束一天的工作，步行回住处。他住在公司提供的铁皮房子里，三四个人挤在一个房间里。郑克姝 摄

工作的意义

对于没有家庭负担的老年人来说，工作是一种主动的选择。

70岁的前大学教授孙迪，退休金足以维持生活，他唯一的女儿也已经成家立业。当然，他可以整天做自己喜欢的事，比如拉二胡、唱歌，但这不是他想要的。学校的工作给他带来了意义、价值和活力。

“价值”这个词也被上海的一位老人提及。他从一家国企退休，今年63岁，在一家公司担任人力资源经理，每月有1万多元的退休金。他工作“不是为了钱”，而是因为“有人尊重我，为朋友去死也无妨”。

老板给了他一份真正的工作和一间独立的办公室，这份工作让他的生活保持规律，不至于与社会脱节：了解行业和国家政策的变化，了解新的管理方式（如钉钉）的应用。

这个年纪，他和上司、同事的关系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他变得轻松起来，不再看人脸色，直接向上司提意见；能做就做，做不来也不勉强自己——大不了辞职回家养老。复杂的职场斗争离他很远。手下的年轻人很尊重他，他常说：“等你有一天成熟了，跟我说一声，我就走。”

因此他一辈子都在从事行政人事工作，在大学、软件公司、房地产公司等各个单位工作过，其中最精彩的一段经历，就是退休后的三年。

刚从机关部门退休的安徽老人段宁身体不太舒服。他已经61岁了，一直到处找工作却无果。停止工作后，他明显感觉到一些精神上的满足只有工作才能提供。退休前几天，他心神不宁，无缘无故和妻子吵架。他形容离开机关的感觉就像“断了线的风筝”。一位当老师的老同学退休后当了保安，他“看不惯”。同学让他也干，他不肯干——保安技能要求低，积累的经验和技能无处施展，仿佛自己“没用”，他不愿意接受。

他不再联系以前关系密切的人，一位同事在电话簿的“其他部门”里把他划为“可有可无”，他非常不满，称这是“歧视”，甚至是“侮辱”。他表示，退休前后心理落差很大，一些前同事受不了，患上了抑郁。

企业正为段宁这样的人开放招聘。BOSS直通车分析师山弓告诉《财经》记者，2021年，BOSS直通车平台上表示欢迎“退休”人员的岗位数量同比大幅增加。其中，医疗健康、专业服务、工程建设、出版等“年纪越大越受欢迎”的行业增幅最为明显。家政、幼儿保育服务等行业也表现出对中老年求职者的青睐。

浙江商人陆建华2009年创办了“全国退休人才网”。他介绍说，网站上的职位主要分两类，一类是针对经验丰富的退休专家的高科技岗位；另一类是技术含量较低的岗位，比如超市销售员、餐厅服务员等，因为年龄较大的员工工作比较稳定，跳槽的可能性较小，雇佣成本也较低。

如今，第二类岗位很难吸引到年轻人。陆建华说，他所在的纺织印染行业开出的月薪超过1万元，但年轻人不愿意来；行业内一些小型民营企业，把30多岁、40多岁的员工视为“年轻人”。另一位来自工业模具公司的招聘人员，也遭遇招不到年轻人的情况。这些岗位的空缺，都由中老年人填补。

未来，填补这一缺口的老年人口还会越来越多。中国已步入老龄化社会，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超过2.6亿，占总人口的18.7%。六十年前的“生育潮”，如今已变成“退休潮”。今年9月20日，国家卫健委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35年左右，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将超过4亿——届时，平均每10个人中就有3个是老年人。

老年人口比重上升、劳动人口相对减少，加重了全社会的养老金负担。中国社科院《中国养老金精算报告2019-2050》预测，2028年中国养老金将首次出现赤字，2035年累积盈余将耗尽；到2050年，平均一个养老保险缴费人需要赡养一个退休人员，而2019年这一数字是两个赡养一个。此外，地区间、城乡间养老金缴费额不平衡现象也逐渐显现。

通过老年人就业，部分缓解社会养老压力。2021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提出在学校、医院等单位、社区家政服务、公共场所服务管理等行业探索适合老年人的灵活就业模式，鼓励地方政府建立老年人才信息库，为老年人提供职业服务。

北京一家麦当劳餐厅张贴的招聘广告，餐厅工作人员一栏标有“退休”类别。郑克姝 摄

当衰老来临

孙迪对“老”的感受，是从脚步开始的。

随着年龄增长，他的行走速度明显减慢，容易疲劳，小病也开始找上门来。两年前，他发现自己有早搏（一种常见的心律失常）的症状，血压也偏高，于是开始吃药、规律运动，并定下目标：每天走1万步。

和精力一起消失的，还有野心。年轻时，他总想写点“过瘾的东西”。至少十年来，他没有寒暑假，没有周末，全身心投入到自己的课题和项目中，一直写到眼睛充血；但现在，读一个小时就头晕，需要休息。

照顾身体成了他的头等大事，他学会了“放下”。工作对他来说，成了一项必须完成的任务：教材要修改，他组织；别人叫他写文章，他照办。他基本不写多余的文章。“就这样活着就好。”他说。

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感觉时间过得越来越快，上一次学就过了一个星期，上三四次学就过了一个月。他认为，这是因为老年人总觉得自己的时间不多了，有一种紧迫感。

时间观念的转变，是受访者经常提到的一点。安徽一位刚从政府机关退休、对电话簿感到愤怒的老人段宁，以前不喜欢看电视、打麻将，几乎从不做家务，现在他开始做这些来打发时间。采访结束时，我向他表示感谢，但他却说要感谢我，因为我帮他打发了一个多小时。另一位57岁、无业的居家老人也有类似的感受。她说日子过得太慢了，她每天的消遣就是打麻将，这样时间就过得快一点。

但时间总是以同样的速度流逝，因为衰老是最公平的事情。“前半生，你被赋予了说话、走路、表达的能力、强健的身体、青春、爱情、孩子、房产、车子等等。当你老了，你被赋予的这些东西，都会一一被夺走。”这是作家周大新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对“衰老”的描述。当时，他已经67岁了。

这样的描述，似乎很符合我们对“老龄化”的想象。然而，公益组织“乐陵市老年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创始人王燕瑞却不喜欢强加在“老龄化”上的种种标签，更强调其多样性。十余年来，她一直致力于服务社区老人，见过积极、开朗、坚强的人，也见过悲伤、固执、脆弱的人。她认为，某种程度上，老人和年轻人并无二致：“年轻人有1000种，老年人也有1000种。”

在这1000个不同点中，她看到一些相同点：离开社会成员或单位成员的身份后，老年人的活动范围和社会交往缩小到家庭、社区和周围环境；衰老带来身体机能的下降和对生命逝去的恐惧，很容易受骗，购买功效夸大的保健品、按摩床；过去的岁月让他们形成了自己的一套逻辑，降低了对新鲜事物的接受能力，也不愿意听从子女、志愿者的劝说。

对于孙迪来说，这种“恐惧”表现为一种“失落感”。他生长在江西农村，年轻的时候，整个村子里70岁以上的老人很少。他看到一些老人，有的身患重病，无人照顾，有的独自坐在门口发呆。这让他想起《等待戈多》。“他们只是在等待（最终的归宿），”他说。

他还记得村里有一位老太太，他称她为“奶奶”。她与他母亲感情很好，总是衣冠整洁，举止间透露出良好的教养。奶奶的丈夫去世得早，唯一的亲人是一个养子，患上了晚期癌症。一天，她来到孙迪家，想和他母亲说说话；当时他母亲不在，她便又来了。话没说完不久，奶奶服毒而亡。孙迪这才知道她来他家送别，不禁伤心不已。

“好好过好你的余生”

如今，孙迪的母亲已经90岁了，脑溢血的后遗症让她经常神志不清，半个世纪前流行的歌曲歌词她还记得，但儿女的名字却再也记不住。这种状态很好，孙迪说，至少母亲不用再为家人分忧，不用再去想谁都不愿到达的结局。

“人生就是一个轮回。”孙迪推测，人到了老年，不再像中年时那样思考生活、思考社会，重心又回到自我身上，如同童年一样。

他经历过残酷的岁月，一直感恩童年的温暖。童年居住的老房子前有宽阔的池塘，旁边是湖泊。放眼望去，田野广阔无垠。村里的人他已经不认识多少了。看到年轻人，只能凭着外貌猜出是哪位老熟人。但湖泊和田野他却很熟悉——小时候，他曾在田野里捕鱼、耕作。如今，看到湖泊、踩上土地，他心里便有一种亲切感和宁静感。他在想，也许再过几年，他就彻底退休，读书、锻炼身体，回到家乡。

家政工人徐林芬也曾想象过回到家乡的情景。漂泊北京的经历让她成为村里为数不多的“见过世面”的人。她打算买个麦克风，教邻居们唱歌。

但她回不去了。“有工作就没有家，有家就没有工作。”她常说这句话。来北京后，她大多数生日都是匆匆过完的，一个人吃一碗长寿面过生日。60岁生日那天，她正好在度假，和保姆买了个汉堡。兄弟姐妹们60岁生日时，都在家里办聚会。轮到她时，家人发微信问她怎么过生日，她说算了，等70岁再想吧。

70岁了，能回家过生日吗？她不确定。徐林芬每个月的退休金只有100多元，只要身体允许，她就打算“努力工作”，挣点钱养老。至于悠闲的生活，她“不敢想”，“过好每一天”。

随着年龄的增长，她变得越发“忍耐”：老板不让她吃水果，她就不吃，自己去买；老板找她麻烦，她也不顶嘴，只能忍，毕竟“干一天活，挣一天钱”。

活了大半辈子，有太多东西无法改变。以前，它们困扰她彻夜难眠，现在她已经习惯接受。她的记忆力下降，有时连老板的要求都忘了。患有老年痴呆症的公公病逝，她没能陪伴在公公身边。后来，她好不容易赶回老家，却失去了在北京的工作——这些都是“无可奈何”的事情。

许林芬家乡的玉米地。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北京环卫工何明英大概经历过更多的“无奈”。年轻时，丈夫下海经商，背负了上万块钱的债务，她到处打工帮着还债，炸过油条、剪过头发（公公为此骂她“贱”，吵架时她的理发推子被她弄坏了），甚至还到工地搬过砖。她还做了十年家庭主妇，照顾罹患脑血栓后遗症的公公和未成年的孩子，自己身上没有留下任何积蓄。

债终于还清了，丈夫却出轨了。她给他发信息，叫他“大哥”：“大哥，你老婆要带孩子，侍奉父母，还要赚钱养家，孩子养大了还要给你钱养（情人），你的要求太高了。”一晚上，她每隔几分钟就发一次信息，哭得眼睛都模糊了。

如今，何明英看清了，生活要靠自己，要靠自己挣钱。她每月的退休金只有300元，儿子和女儿才上小学，她觉得自己没能力供他们上学，也没有资格向他们要钱。所以，她想趁着还有能力的时候，尽可能多挣钱，养活自己晚年。

但这并不容易，当她在她的年龄上工作时，她经常在听到她的年龄。

对于她来说，这些东西不能想到太多，因为她在卫生工作中居住的住所就无法入睡。 ，蹲式厕所充满了污渍和气味。

但是她在小房间里很满意，每当她有空闲时间时，她都会拿起一个小桌子。

即使面对经济困难，她仍然很认真地生活：她整洁，画笔整齐地安排了，一旦她进入门时，新鲜的气味就会散发出空气； IC女人，照顾好您的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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