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婚登记处，志愿者正在对当事人进行劝说。（南方周末记者刘逸仙摄）

69岁的孙莉是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婚姻登记处的离婚调解志愿者。她本该享受退休生活，但上班时，她早上6点半就出门，坐两趟车去婚姻登记处。她早上8点半上班，下午4点半下班。她和其他志愿者把在这里的工作称为“工作”——找出那些有离婚冲动的夫妻，并试图劝说他们。

“扒货”服务四年前就开始了，当时南岗区民政局局长赵小春为了降低离婚率，招募人员提供离婚调解服务，由于人力、财力、智力支持有限，赵小春只能以志愿服务的形式。

四年的探索，逐渐形成了南岗独具特色的解决方案。截至2021年5月10日，在接受离婚调解的3270对夫妻中，2028对夫妻和解，调解成功率为62%。哈尔滨市南岗区已向民政部申请并确认为首批全国婚姻习俗改革试点地区之一，其重点工作之一就是离婚调解和婚姻家庭辅导。

2021年6月18日，在民政部举行的“十四五”民政发展规划专题新闻发布会上，婚姻辅导被进一步强调，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张振德表示，“十四五”期间，将推动县（市、区）级婚姻登记处实现婚姻辅导服务全婚姻，依托婚姻登记处岗位优势，引入专业社工力量，提供情感沟通、心理疏导、关系修复、纠纷调解等服务，提高婚姻当事人维护婚姻家庭的综合能力和素质，减少冲动离婚行为。

在婚姻观念快速变化的时代，把握离婚调解服务的边界是一件需要慎重思考的难题。如何在不违背离婚自由原则的情况下，提高调解成功率，维护婚姻家庭稳定？南岗区民政局选择以志愿者形式开展调解服务，力求在服务方式上有所突破。

确定可挽救的离婚

按照国家5A级婚姻登记机关标准建设的南岗区婚姻登记处，占地面积1200平方米，宽敞明亮，功能用房齐全，结婚证发放大厅里气氛喜庆，大大的“囍”字、高高挂起的鲜花，新婚夫妇争相与父母合影。

办理离婚登记，需要走过一条长长的走廊，走廊里的椅子都是深蓝色的，墙上贴满了“多一点关怀，少一点焦虑；多一点理智，少一点冲动”的标语。走廊里一片混乱，人们沉默不语，没有交流，没有笑容。

穿着粉色马甲的志愿者们四处走动，偶尔凑上前询问：“姑娘，填表还有什么疑问吗？你们俩讨论过了没有？”他们是在找机会劝说离婚夫妻去另外一个小房间，接受夫妻一方的调解。

这项独特的服务始于2017年初，当时赵小春发现该地区的离婚率很高。他向南方周末记者举例说，2017年1月26日，也就是春节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南岗区登记结婚的有10对，而离婚的有13对。

“为什么离婚的这么多？”赵小春心里有些不安。

这位民政局局长曾在街道办事处工作多年，闲暇时喜欢带着小凳子到工地给农民工子女上课。在他看来，很多处于犯罪边缘的孩子，都曾遭受过家庭创伤，婚姻破裂对孩子的打击很大，影响巨大。高离婚率背后隐藏着社会不稳定因素，“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赵小春找到妇女志愿服务队队长王春燕，希望她能带一些志愿者来婚姻登记处做调解服务，王春燕很快就组成了一个四人小组，其中两个是长期在社区工作的姐姐，一个是孙莉。

当时孙莉从当地图书馆办公室的岗位上退休，在各个团队担任志愿者。她记得与赵小春的第一次见面就像是一次采访，赵小春说南岗区的离婚率很高，问他们如何看待这种现象，可以做些什么。

正式上岗后，南岗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给志愿者们配发了一件粉色背心，背心上没有任何文字和图案，只有胸前印着一个“和”字，让志愿者们看上去就像婚姻登记处的工作人员一样，统一着装。

王艳春等人虽然在社区工作多年，有不少调解经验，但对离婚调解这个行业还是新手，方法还得自己摸索。孙莉说，当时他们很热情，看到有夫妻来离婚，就会上前劝说，但往往吃力不讨好。

后来他们渐渐发现，来离婚的人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叫“政策离婚”，为了买房名额、享受低保等，大多有说有笑，回答“阿姨，我们要”；第二类叫“激情离婚”，就是双方还有感情基础。

对于前两种类型，志愿者们在了解他们之后，基本不会做太多的劝说，有时候，对于第一种“假离婚”，他们会说几句“别让假的变成真的”。真正考验他们的，是如何识别第三种类型——“挽救婚姻 。

时间一长，志愿者们也积累了经验：带孩子来的，多多少少都会为孩子着想；在报名大厅里吵架、互相咒骂，说明关系还没结束；还有人在递报名表时互相推搡。“要去你就去”、“我不去”，说明他们心里不想走。

婚姻观念的代际冲突

南岗区民政局的离婚调解室并不大，十平方米左右的房间被分成两个区域，中间有一扇窗户隔开，两边各有一张小桌子和几把椅子，调解时，志愿者通常会把夫妻俩分开，分别谈话。

调解开始的20分钟，双方通常会抱怨对方状态不好、不在家工作、不回家等。20分钟后，双方逐渐冷静下来，调解员也大致摸清了双方的分歧，开始按照主题逐一调解矛盾。

调解的原因之一是需要两个人，一个调解员在听完抱怨和唠叨了很久之后，可能会误解别人的意思，而另一个志愿者如果发现自己的伴侣思绪混乱，就可以迅速帮助整理对方的思绪，立即接手谈话，继续向前推进。

孩子常常被当做突破口。孙俪会举出各种案例试图说服夫妻：如果离婚，孩子在单亲家庭长大，会面临什么样的境遇。带着6个月大的孩子来离婚的女性，会暗自长叹一声，“孩子好可怜啊。”

孙俪还记得五岁小女孩的故事，父母吵架后，带着她去婚姻登记处办理离婚手续，当她一个人坐在那里时，孙俪陪她聊天，小女孩说：“等我长大了，我要让爸爸妈妈搬出去住”“等我长大了，我要不跟老公吵架，好好照顾孩子”“我要把家布置得漂漂亮亮”。

孙俪听得出，女孩说的是现实生活中父母的反面，“孩子什么都知道。”孙俪一边听，一边把谈话内容记在纸上。

其伴侣马永华曾将孩子画的一张全家福扔到夫妻俩面前，说“你们看看这个”。孙莉说，调解不是一味地顺着当事人的脾气，有时候要像马永华那样，及时做出决断，才能“冷却对方的怒火”。

调解没有统一的模板，每段婚姻出现问题都有各自的原因。有的是因为婆婆总是插手家务事，儿媳受不了；有的是因为夫妻在孩子的教育上存在分歧，所以吵架不断；还有的……是互相猜疑，隔得太远。也有白发苍苍的老人说：“我忍了一辈子，老了就不需要再忍了。”

志愿者们认为，离婚调解需要耐心，需要等待真正的婚姻矛盾浮现出来。调解的核心是认识到婚姻、家庭、责任是一体两面。“结婚了要跟父母说，离婚了怎么能不跟父母说呢？要知道，婚姻是两个家庭的事，不是两个人的事。”一位志愿者说。

但这种观念在年轻一代的夫妻面前就会碰壁，志愿者们将其归因于年轻夫妻不愿意为孩子牺牲耐心，觉得分开照顾孩子就可以了。

“我记得我结婚的时候，婚姻是严肃、神圣的。现在随着经济社会转型，人们比较浮躁，有的年轻人在我这里领了结婚证就出去了，领完之后马上回来，要离婚。”赵小春在工作报告《婚姻习俗改革纪实》中提到，婚姻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30年前他结婚，要请单位领导发证。

赵小春看不惯年轻人穿着短裤、拖鞋去领结婚证，觉得太随意。2021年6月9日，他在南岗区婚姻登记处看到领结婚证的新人中，有一位戴着小头纱的女孩在宣誓，便主动向记者说：“这对小情侣很注重仪式感。”

2017年筹划离婚调解的同时，他还开始思考“婚姻证颁发人”制度，邀请当地有较高声誉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道德模范等人士到婚姻登记处，为新婚夫妇颁发结婚证。赵小春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他的初衷是让新婚夫妇感受到婚姻的神圣，肩负起家庭的责任，不轻易说出“离婚”两个字。

为此，他还准备了一堂婚前辅导公益课，时长一个多小时，从婚姻的内涵、发展阶段，到遇到问题该如何应对，新婚夫妇还可以扫码答题，看看自己是否学够了。

调解的底线和界限

最困难的就是离婚调解。

有些人的界限感很强，当他们在填离婚表格时，志愿者过来问问题，他们立刻挥手说：“走开走开，这是我的隐私，你不需要看。”

被拒绝带来的负面情绪日积月累，志愿者们也难受起来。有一段时间，孙莉感觉早上起不来，“下班后，只想找个地方喊几句话。”志愿者们聚在一起讨论，也许需要去看心理咨询，跟他聊聊自己的烦恼。

但只要能成功调解一对夫妻履行自己的职责，孙俪就会感到轻松很多。“俗话说，宁拆十座庙，不毁一桩婚。我们做了一件好事。”

但怎样才算调解成功？志愿者王淑芬就遇到过一个例子，2021年3月，她终于劝说一对来离婚的夫妻回去。但6月她再次上门拜访时，夫妻俩却说“对不起，我们调解没成功”“我还在寻找其他离婚方式”。此时，王淑芬回答说自己态度中立：“我不支持离婚，但也不盲目阻止离婚。”

此前，志愿者们已明确了底线——婚姻中存在家庭暴力的，不予调解；一方吸毒、喝酒、赌博、多次出轨的，不予调解。

黑龙江大学法学院教授王格雅从2017年开始关注南岗区婚姻习俗改革尝试，并对此表示支持。她认为，离婚调解可以有效防止草率、冲动离婚，但也有其限度。调解应遵循自愿原则；调解内容不应违反《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关于离婚的规定，应符合现代婚姻伦理。比如，传统婚姻习俗要求妇女婚后要服从丈夫，但现在则强调男女平等。

“这对调解员的素质要求非常高，不仅要懂婚姻，还要懂现代婚姻伦理。”王格雅说。

南岗区的调解员大多是志愿者，他们也面临志愿者补贴不够的困境。此前，赵小春用南岗区民政局的临时工工资来补贴志愿者的餐费和路费。后来，由于行政事业性收费改革，这笔费用被迫削减，志愿者们只好自筹经费。

2021年2月，南岗区民政局与哈尔滨市来顺慈善志愿服务中心合作，由来顺慈善负责整体离婚调解志愿工作，但与其他地区政府购买服务不同，来顺慈善需要自筹资金并提供人力、物质支持。

这种情况不能长期持续。赵晓春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南岗区民政局也在考虑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具体实施方案和考核标准正在筹划中。他们正考虑在补贴中增加“奖励”，即调解成功一对夫妻，额外补贴30元。

这是否会导致志愿者过于注重结果，超越调解的界限？“当然要以法律为依据”，赵晓春强调，补贴的存在与否、补贴的多少，确实会影响志愿者的积极性，这方面需要更加细致的考量，但法律是不能逾越的底线。

职业化之路依然漫长

赵小春也注意到了离婚调解的专业性，2018年他开始聘请经验丰富的婚姻咨询师加入团队，并邀请王格雅提供法律指导，2021年心理咨询徐蕾加入团队，每周五开展离婚调解服务，志愿者们进行授课。

孙莉描述，专业心理咨询讲课时，就像是把自己想说却说不出口的话一下子全部拿出来，很多脑子里模糊的经历，被整理出来后变得清晰很多，比如婚姻需要经历几个初始光环阶段，对方的一切都很好，但调整期可能会出现摩擦，这个理论让志愿者有更好的调解基础，而不是重复自己的经历。

近年来，在地方民政局开展的婚姻辅导中，专业心理咨询受到更多重视，据南方周末记者了解，在15个首批全国婚姻习俗改革试点地区中，有成都市武侯区、南京市建邺区、南京市金台区、宝鸡市金台区等通过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方式，引入专业心理咨询、社工开展离婚调解，其中不少是长期、重复的婚姻辅导服务。

为了规范调解服务，赵小春从2021年初开始，邀请经验丰富的谈判专家，将志愿者的经验总结、形成文件，原来4人的志愿者团队逐渐扩大到40多人，每天做调解记录、举办分享会。

“我们哈尔滨的慈善氛围很好。”来顺慈善会理事长徐来顺经常前往全国各地提供救灾和慈善服务，对比后他认为，当地人热情高涨，“为了感情而做事”，这或许也是南岗区有婚礼习俗、有慈善改革试验区独特优势。

徐蕾进一步总结说，以孙莉为代表的志愿者主要以退休人员为主，时间充裕，而且积极性较高，能从调解服务中获得较强的价值感。

“如果是年轻人，肯定留不下来。”徐雷说，年轻人要养家糊口，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做志愿工作，而且调解工作琐碎，经常遭到拒绝，很难让年轻人感受到价值。

孙莉认为，像她这样的志愿者有着不可替代的优势。她注意到，离婚当事人对专业、年轻的调解员更加警惕，而这位69岁的老太太却有着像妈妈一样的天然亲和力。孙莉搂着对方的肩膀说：“小子，你有什么问题想离婚？来找你阿姨谈吧。”小伙子没有拒绝。孙莉明白，即使小伙子的婚姻观念和她不同，但遇到离婚问题，他还是需要谈的。

但年龄越大，接受新知识的速度越慢。徐蕾说，专业婚姻咨询师、离婚调解员的成长还需要几年时间，南岗区婚姻咨询的专业化建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南方周末记者刘逸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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