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纷之于社会，犹如疾病之于人体。2016年7月，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全国率先部署开展诉讼源头治理改革，推动多方主体参与、多方责任共担、多种机制共振、多元资源整合，以“断根之策”“治本”，不仅“治已有病”，还要“防病治未病”，力争从源头上化解矛盾纠纷。

经过三年努力，今年初，成都市委将诉源治理纳入社会治理体系，将辖区万人起诉率、辖区民商事纠纷增长率等指标明确纳入党委考核体系。诉源治理已从法院治本化解“人案矛盾”的机制措施，演变为党委、政府推进社会治理、提升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制度规范。

推进“三治融合”，化解纠纷于萌芽状态

“儿媳妇一点都不尊重我，她要把她老公接过来一起住，根本不考虑我的感受……”

“阿姨，你别着急，坐下来喝点水，慢慢说。”彭州市天彭镇朝阳中路社区值班法官一边安慰激动的老太太，一边登记情况。

原来，姑姑家的儿媳是独生女，母亲早逝，父亲年老多病，为了照顾她，便把父亲接到身边居住，不料这一举动却引发了婆婆的不满，双方因此多次吵架。

值班法官立即联系司法所、社区长者等，到老太太家中探讨赡养父母的法定义务、当地婆媳和谐相处的好故事……在“聊家常”过程中，婆媳俩最终和好如初，纠纷成功化解在“家门口”。

成都法院在城市“陌生社区”引入社工调解等组织，在农村“熟悉社区”培育老党员、老干部、老代表、老军人、老教师等新农村老人，引导社区自治，将大量传统纠纷化解于萌芽状态。在城市，法官与街道（社区）“一对一”结对，在乡镇、乡村，人民法院、司法所、人民调解组织、社区工作组织等融为一体，常态化上门提供法律服务，引导社区法治建设。突出人民法院职能，在基层社区、乡村广泛开展以案释法、以事普法、以理传法活动，推动建立文明乡风、优良家风、淳朴民风，预防和减少矛盾纠纷，教育社区以德治国。

崇州市法院法官许小双深入基层开展调解工作。

新津县社区“法治诊所”化解矛盾纠纷。

成都法院构建“党委牵头、法院主导、多部门协作、全社会参与”的大工作格局，牢牢把握社区这个基层单元，拓宽纠纷化解渠道，成功在基层化解了一批婚姻家庭、邻里侵害等基本事实清楚、法律关系清晰、影响社会治理的矛盾纠纷。

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郭燕表示：“成都法院在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注重将司法资源下沉到基层，在诉讼的源头上，动员各职能部门、司法机关、社会主体的充分参与，推动城乡社区自治、法治建设、道德治理有机融合，引导基层群众依法理性表达诉求，培育基层多元纠纷解决力量，净化纠纷滋生的土壤，达到从源头预防、减少纠纷的效果。”

深化“三调融合” 纠纷诉前过滤

成都法院主动对接、协调、引进优质调解资源，着力筑牢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三大防线”，有效引导诉前调解化解纠纷。

2013年4月，四川省大邑县一开发商在交付房屋时收取业主办理房产证所需的税费，后因资金短缺，税费被挪用，导致业主无法办理产权。因开发商存在其他经济纠纷，资产被多家法院查封、冻结，引起业主恐慌。2016年10月13日，千余业主聚集在大邑县行政中心上访，要求党委、政府解决房产证问题。

2016年10月至12月，大邑县人民法院联合房管局、街道、社区等相关部门多次召开听证会与业主沟通，并通知开发商法定代表人到场协调解决。多数业主不愿花钱打官司，更愿意选择成本低、周期短的调解方式。当年12月12日，大邑县法院20余名法官和工作人员联合人民调解员，在售楼处为业主办理了人民调解协议书和司法确认书，并出具了《民事裁定书》。2017年年初，房管局按流程分批给业主发放了产权证。至此，在大邑县法院的指导下，一场持续3年、涉及上千人的纠纷通过人民调解顺利化解。

据了解，成都市两级法院指导的人民调解成功率已达90%以上。

成华区社工调解培训。

针对实践中暴露出的人民调解队伍综合能力不足特别是法律专业知识相对缺乏的突出短板，成都市法院、综治办、司法局联合成立了人民调解员培训学校，依托全市305个诉讼服务站，定期开展业务培训，大力建设新时代调解员队伍，提高群众对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的认可度、使用率和满意度。

“我收了彩礼，对方却要求我退还，而且不办理结婚登记，我该怎么办？”

“老年人死亡后，已尽到抚养义务的丧偶儿媳、丧偶女婿与未尽到抚养义务的子女应当如何分配遗产？”

“今天，我跟大家讲一讲家庭纠纷中的一些难点、热点问题。”今年8月7日一大早，彭州市人民法院法官朱增桥就开始给12名家事调解员讲解法律知识。

学院师资队伍由资深法官、金牌调解员、律师、心理咨询组成，开设常见法律法规纠纷解读、心理咨询等课程，采取庭审授课、社区现场授课、网络授课培训等形式，各诉讼服务站、人民法院均为培训学院现场授课点。

此外，成都法院推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公安、土地、房管、卫生等行政职能部门拓展行政调解业务，培育孵化行业调解组织，充分发挥其在各自领域纠纷解决主渠道作用。制定了《民商事调解前置程序（试行）》《司法确认指导意见》等规范，在法院设立“律师工作站”，选聘特邀调解组织118家、特邀调解员608人。2016年以来，共开展调解24.7万件，通过特邀调解、专业调解等方式分流纠纷4.9万件。

成都律师事务所已入驻法院。

拓展“三条路径”，防患于未然

在成都市高新区人民法院，成功解决网络借贷纠纷的钟女士对“和合智捷”电子调解平台印象深刻。“两年前，我在美容院消费时，通过手机在线申请了12600元的整容消费贷款，但后期还款出现了问题。”钟女士说，对方开出的利息极高，她无法接受，只好向司法机关求助。去年6月，在高新区法院，她通过平台提交了调解申请，并在线预约了调解员。调解员随即联系钟女士、美容院、贷款公司了解案情，并在线主持视频调解，帮助三方当场达成协议。“网络调解真高效！”钟女士不禁感叹。

“和谐智慧”2.0版首页亮相。

成都法院紧紧依靠党委和政府，联合职能部门，吸纳行业组织，聚焦纠纷多发重点领域，共同探寻纠纷解决策略，凝聚纠纷解决力量，共建纠纷解决平台，拓展纠纷解决路径。

积极深入当地主导产业和重大项目，推动形成“以企业或行业内部自行解决为主、第三方调解为辅、仲裁和诉讼为底线”的纠纷管理模式，在政府支持下成功诉讼外化解近5000户业主提起的商品房买卖纠纷10余起。

武侯区法院实现了诉讼与仲裁的衔接。

建成8个“一站式”纠纷解决平台，交通、医疗、财产等领域90%以上的纠纷在诉前化解。截至今年7月，2016年在国内率先上线的“和合智解”电子调解平台已汇聚158个调解组织、596名调解员，累计受理纠纷3万件，线上化解纠纷，成功调解1.8万件，成功率达61.67%。

会同成都市政府推动建立政法定期联席会议、每季度发布司法审查白皮书、行政首长出庭应诉“三大机制”，会同司法局成立23个“律师工作室”，招募114家律师事务所612名律师参与调解，共同整合纠纷解决力量。

与2015年相比，2017年，成都市17家基层法院收案件增速趋缓，平均下降25.64%；2018年，全市法院收案件增速继续下降，下降了9.71%；2019年上半年，又下降了4.46%，有7家基层法院实现了新收案件数下降。

落实“三大环节” 化解诉讼内纠纷

“纠纷一旦诉至法院，一审无法实质性解决，就可能引发二审、再审、执行、信访等案件，这将使法院受理的案件数量成倍增加。”郭燕告诉记者，“成都法院坚持把诉源管理融入‘所有法院、所有案件、所有流程’的工作策略，提高一审案件质量和效率，推动生效裁判自动执行，并重点抓好‘二审、执行、涉诉信访’三大案源的内部管理，尽力减少诉讼内部的‘衍生案件’。”

成都法院强化一审事实认定、证据裁定和法律适用职能；建立上诉评估机制，引入第三方对不服一审判决的当事人进行风险评估；构建诚信上诉、恶意诉讼防范机制和“上诉犹豫期”辅导机制，将类似二审案件发给上诉人参考，降低对二审判决的不合理预期，减少二审案件数量。

成都市中院向四川省银行业协会发函司法建议，受到积极响应。

浦江县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汽车买卖合同纠纷案中，原告李某认为商家存在欺诈行为，要求三倍惩罚性赔偿。被告反应强烈，称只要认定其有责任就会上诉。该案主审法官及司法助理以书面形式向被告提供了汇总的类案裁判结果、上级法院已公开的类案指导案例、相关法律规定等材料，使其对案情有了更清晰的了解。同时，法官多次进行面对面交谈，依法耐心细致地对被告的疑问进行解释。最终，被告对诉讼有了理性预期，双方迅速达成和解协议，案件撤诉结案。

在诉讼方面，成都法院建立了判决后主动履行和自动履行引导机制、当事人不执行生效裁判司法风险及责任告知制度等，促进当事人自动履行。同时，建立疑难案件前置干预制度，将财产处置标准和要求延伸至审判阶段，提前化解疑难案件。此外，成都法院大力加强司法作风建设，深化“卓越法官”培养工程和司法作风主题实践活动，整体提升办案质量和效率，合法性信访案件大幅减少。成都两级法院合法性信访案件和诉讼性信访案件数量连续三年下降，年均下降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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