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酝酿于80年代的八仙过海——心理咨询与治疗的春天是否到来？

1978年，心理学恢复为一门科学，各大学心理学系开始招收本科生，各研究所恢复科研，心理学与医学特别是精神病学的结合成为可能，医学界也开始迅速与国际社会接触交流，打破了精神病学封闭、沉闷、单调的格局。

因此心理治疗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得益于一批医学教育家、心理学家、伦理学家、精神病学家的热情推崇，美国医生恩格尔于1977年提出的新医学模式，即“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概念，从此成为医学界的“口头禅”，成为号召各级领导大力支持医学心理学、心身医学、行为医学、社会医学、社会精神病学等交叉学科发展的理论依据。

当时对青年影响较大的“倡导者”有彭瑞聪、李心田、阮方富、何慕涛、王小道、王吉胜等人。此后，中国心理学家、精神科医生开始走出国门。他们大多将最初的反应描述为震惊或震惊之后的困惑。

1980年前后，学术资料匮乏，懂外语的精神科医生非常少。当时的学术带头人和骨干通过编写工具书、出版学术期刊等方式，努力引进与国际接轨的知识和技术。其中比较重要的是1980年沈毓存主编的《精神病学》、1982年夏振义主编的《中国医学百科全书·精神病学》以及1981年至1986年先后由四川医学院、湖南医学院、北京医学院、上海精神病院、南京神经精神病院主编的《精神病学丛书》1-3卷。

这些专业参考书均有心理治疗的内容。何慕涛是后两类文献中心理治疗条目最多的主编。另外，左成业多年主编《国外医学·精神病学卷》。该杂志内容丰富，包括大量心理治疗内容。当时上海的徐俊勉、徐桃源医生也是较早了解和传播国外心理治疗，尤其是认知行为疗法的。

从文献上看，其具有以下特点：

(1)“心理治疗”这一术语似乎是一个新词，并且与更传统的术语“心理治疗”互换使用。

（2）条目少，内容简单，占全书比例极小，主要介绍支持性心理治疗、精神分析、行为疗法、催眠疗法、作业疗法、生理心理治疗、家庭婚姻治疗、团体治疗、森田疗法等。

（3）在介绍西方心理治疗特别是精神分析的时候，不忘记作出一定的批判，有时甚至要比较它与政治思想工作的相同点和不同点。

1987年，《中国精神卫生杂志》创刊，成为当时收录心理治疗文献最多的杂志。1997年，杂志在创刊十周年之际，邀请曾文星对近10年来发表的约130篇心理治疗论文进行分析，并提出加强系统培训、扩大治疗范围、注重研究方法、推动理论研究等建议。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几所精神卫生核心院校培养的硕士生研究方向多为与社会人文学科密切相关的临床心理学、行为医学、跨文化精神病学、社会心理学等，这些方向大多涉及心理治疗与心理咨询，但以心理治疗为学位论文的人数却寥寥无几。

1980年代，一些医学院校或医疗机构，如华西医院的精神科，在培训和教学中，有丰富的心理治疗内容。当时，该科室有专职心理学家马玉根授课，设有开放的神经症病房，心理治疗是工作的重要内容。刘协和等前辈医生在查房时，经常强调心理治疗的必要性，并分享在美国、英国等地进修的经历。

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心理治疗爱好者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许有信教授在查房、教学培训活动和著作中，不仅展现了对精神病理学的深刻理解，而且对心理治疗的操作原理和要点也有清晰的认识。

各种自创疗法层出不穷，钟友斌、李心田等人的疗法经过传播而名声大噪，陆龙光博士于1984年创立心理咨询疗法，并于1987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中医界也对心理治疗法进行了整理。1985年，王密渠出版了《中医心理学》一书，介绍了情志理论和心理治疗的医案。1989年出版的《中医精神病学》也收录了大量中医经典医案。

但上述职业活动的影响其实非常有限，相反，一些既不是心理学家也不是精神病学家的社会人文学科的人士却翻译了大量心理学著作，特别是弗洛伊德、弗洛姆、荣格、阿德勒、罗洛·梅、马斯洛、卡耐基等人的著作，在中青年知识分子中掀起了一股心理学热潮。

当时这些书是和一大批哲学、社会科学类书籍一起推出的，这种非专业的热潮，催生了日后心理咨询、心理治疗的发展。

还有一股热潮，虽然是非专业的、民间的，但还是值得一提的，因为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社会文化急剧变迁中民众对心理健康的渴求。那就是“气功热”，这股热潮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一种被滥用的心理治疗方法。这股热潮持续了十几年，直到21世纪初才得到遏制。

上海市心理咨询治疗中心门诊大楼

上海为心理治疗的恢复和振兴起到了很好的带动作用。1988年，颜和琼任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主任时，中心就开始筹划兴建心理咨询门诊大楼。1995年，顾牛帆任主任时，这栋具有“海派文化”特色的大楼落成，并于1998年投入使用。它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功能最全、综合性最强的专项心理治疗大楼。

随后，该院在王祖成、肖泽平两位擅长心理治疗的精神科专家的带领下，成为全国心理治疗的“旗舰”单位。

赵旭东任职的两所高校先后通过在综合医院提供精神卫生服务，为心理治疗的实践做出了贡献。1988年，昆明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现昆明医科大学）开设了全开放的精神科病房。支撑这一大胆尝试的主要理念和手段，就包括提供心理治疗服务技术。

1992年，上海铁道医学院附属甘泉医院（现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在吴文元教授的带领下，开设了国内第一个开放式管理科室“心身医学科”，将心理干预技术融入日常诊疗工作。

万文鹏（中）、马嘉丽（右）、赵旭东（左）

2.3 1988年至新世纪初，对外开放、开展国际培训：“中德班”的故事

1988年是心理治疗规范化发展的新起点，德国研究员麦哲伦·玛丽和美籍华人曾文星竟于同月分别在中国昆明和北京举办了心理治疗工作坊，成为后来具有重大影响力的里程碑项目的前奏。

文革结束已经12年了，改革开放后，心理学和精神病学的国际交流逐渐增多，特别是与英语国家的交流。但最早教中国同行做规范化心理治疗的，却是一群严谨、执着、团队意识强的德国人。

德国心理治疗师阿尔夫和特洛耶博士于1983年和1985年来华，是首批以研讨会和工作坊形式教授精神分析和心身医学的学者。

1982年，马嘉丽再次来华留学，成为刚刚恢复的北京大学心理学系的第一位外国留学生。这次，在陈忠庚、张伯元、夏振翼、徐桃源等人的帮助下，她被允许到北京、上海、成都等地的精神病门诊和病房进行探访。

但到了昆明，作为外地人，她还是遭遇了不准进精神病院的尴尬，在酒店里第一次遇见万文鹏，发现万先生虽然住的地方偏僻，但文化程度很高，对国际学术进展的理解能力惊人！

1985年，在另一位北大留德学生安女士（中文名席嘉琳）的资助下，邀请万文鹏、沈德灿、杨华宇、张博渊四位教授访德，并确定了开展心理治疗培训的合作方案。

1987年，万文鹏陪同席嘉林、马嘉丽访问云南精神病院，并约定举办“中德心理治疗研讨会”

1987年，万文鹏陪同席嘉林、马嘉丽访问云南省精神病院，并约定举办“中德心理治疗研讨会”，正式拉开了延续至今的公益合作序幕。

首届工作坊的德方教师阵容十分强大，但对于当时的中国学生来说，更有吸引力的还是万文鹏邀请的中方翻译，包括许有信、刘协和、左成业、徐桃源、杨华宇、张明远、陈忠庚、张博远、沈德灿，他们都是国内精神病学和心理学领域的领军人物。

第二届、第三届“中德心理治疗研讨会”分别于1990年、1994年在青岛和杭州召开，系统介绍了精神分析、行为疗法、来访者中心疗法和系统家庭治疗四大思想流派。

项目实施期间，席家麟基金会先后资助6位青年精神科医生赴美国、德国留学，其中2人回国服务。这个项目也催生了国内第一个心理治疗学术团体——“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心理治疗与心理咨询委员会”，该委员会于1990年成立，陈忠庚担任首任主任委员。

1996年，马嘉丽再次邀请万文鹏、杨华宇、张博元、钱明义、赵旭东等赴德国访问，利用刚刚成立的“德中心理治疗学院”为平台，制定了为期三年的“中德高级心理治疗师继续培训项目”计划。

该项目于1997年在马加丽、万文鹏、赵旭东的牵头协调下正式实施，以昆明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为基地，北京大学、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同济医科大学、华西医院为承办单位。

这个被称为“中德班”的项目在业界和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成为东西方心理治疗跨文化移植的典范。“中德班”至今仍在举办。

自2000年起，三所学校分开举办——肖泽平把精神动力心理治疗基地搬到上海，唐登华、赵旭东把家庭治疗基地搬到北大第六医院和同济大学，钱明义、张宁把行为治疗基地搬到北京大学和南京脑科医院。后来，方欣又牵头组织了催眠治疗项目。至今，四个项目共培训学员近3000人。

“中德班”的成功举办，引起了国内外的关注，其他国家的同行也纷纷效仿，举办系列或连续的培训，其中比较重要的有“中英班”、“挪威班”、“创伤与EMDR项目”、“欧盟亚洲链接心身医学与心理治疗项目”等等。

在引进西方心理治疗的同时，也有人试图发展中国心理治疗，杨德森、张亚林等人创立了道家认知疗法，源自日本的森田疗法、正念疗法也被推崇为体现东方文化的心理治疗方法。

2018年9月，赵旭东教授在云南省精神病院讲学时发现了一份重要文献：1988年10月，万文鹏先生在首届“中德心理治疗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致辞手稿。

█ 我们正处于“心理热潮”之中！高潮迭起，高潮将至何处？

本文作者之一黄宣英在哈佛大学攻读医学人类学博士学位期间，以“中国的‘心理热’”作为研究课题，在采访了众多心理咨询、心理治疗、精神病学相关人士后，基于大量资料完成论文。论文中使用的“心理治疗”一词是广义的，包括“心理心理咨询”。主要观察是：“进入新世纪以来的十余年间，心理治疗在中国经历了世界罕见的繁荣，无论是从从业者、培训课程和机构，还是接受服务的人群，还是对媒体和社会的影响，都堪称是一股巨大的‘心理热’潮流。”

在过去二十年中，心理治疗是精神病学或心理学中一个相对较新且相对早期的分支。相关的培训、人员和服务主要在机构卫生和大学系统，与日益商业化或市场化的社会是分离的。这种分离后来在一系列变革中被消除，心理治疗跟随经济发展的步伐，无论是势头还是实际实力都迅速增长。

“关于心理治疗的兴起，近年来最流行的观点大概是从需求侧来解读：一方面，精神卫生与心理健康问题逐渐受到重视……由此可以推断，心理治疗（当然也包括其他疗法）的市场需求大得惊人。另外，心理治疗作为一种劳动密集型因而相对‘奢侈’的服务，普遍认为与消费能力的提升、中产阶级的崛起有关，这也与改革开放以来的趋势一致。”

“2008年的汶川地震，给了新兴的心理治疗行业一个很好的发展机遇，有人因此称之为‘心理学元年’。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心理学界的一次‘总动员’，也是心理治疗这个新生事物的一次大规模推广。20??08年以后的几年，我们可以看到，心理学界的热度在不断提升。”

“同时，‘乱’成为很多人对这个圈子的普遍印象，‘江湖’成为流行的比喻。这个圈子分为学术派和江湖派，或者说三流派、医院派和江湖派……体制内的领头羊都是一些重要的学会或协会，比如中国心理卫生协会下属的心理治疗与心理咨询专业委员会（后又分为精神分析、认知行为治疗等专业委员会）、中国心理学会下属的临床与咨询心理学专业委员会等。对行业‘职业化’进程尤其有意义的，是2006年底在心理学会下属成立的注册制度，由钱明义牵头，汇集了心理治疗领域心理学和精神病学界的重要人物，该制度从一开始就建立了非常高的注册标准和道德规范。”

“关于行业乱象和职业化的讨论，终于随着2011年6月《精神卫生法》草案首次发布、2013年5月法案正式实施而升温。法案区分了“心理治疗”和“心理咨询”，这两个多年来一直混用的两个术语，虽然没有直接定义，但却规定“心理治疗”只能在医疗机构开展。这立刻引起了广大持证心理咨询的紧张情绪。就连大学体系内的心理学家也觉得法案只尊重医学，对心理学这个与精神科并肩作战多年的伙伴不公平。从现实角度看，心理治疗在精神科的地位还相当薄弱，住院医师培训不包括心理治疗，除了少数几家大型心理治疗中心外，训练有素的医生并不多，他们不可能承担太多的服务量。”

█ 新世纪的曙光：心理治疗进入法制化、专业化、规范化时代

2006年，卫生部在疾病预防控制司设立精神卫生司，首任司长严军积极推动精神卫生工作专业化、规范化管理。精神卫生司成立后，加快了《精神卫生法》的制定。这部法律由华西医科大学的刘协和于1985年起草，历经27年，于2012年10月经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并于2013年5月1日起施行。

其中，第二章“促进心理健康与预防精神障碍”将心理治疗、心理咨询归类为“心理健康促进”服务技术，并将心理治疗定义为在医疗机构内开展的医疗技术类型。这是我国首次在法律上确立心理治疗的专业地位。同时，该法从社会管理而非专业的角度，规定心理咨询是在医疗机构外开展的服务。

配套《精神卫生法》的首批技术规范是《精神障碍治疗规范》和《心理治疗规范》。后者综合考虑国情和国际趋势，选取首批13种心理治疗方法向医疗机构推广：

（1）支持性心理治疗及关系技术；

（2）暗示催眠技术；

（3）解释心理治疗；

（4）人本主义心理治疗；

（5）精神分析与心理动力治疗；

（6）行为疗法；

（7）认知疗法；

（8）家庭治疗；

（9）危机干预；

（10）团体心理治疗；

（11）森田疗法；

（12）道教认知疗法；

（13）表达艺术治疗。

继劳动保障部2001年推出“心理咨询执业资格考试”后，卫生部也于2002年推出“心理治疗师专业职称考试”。这一人事制度原本是面向医学和心理学专业背景双重人群开放的，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各地大多将心理学家排除在外。因为这项考试不是执业资格考试，而是专业职称考试，即医疗机构的专业技术职务晋升考试，前提条件是报考者已经在医疗机构工作过。但由于医疗模式和经济利益的限制，医院很少招聘心理学家，心理学专业的专业人才也很少受聘于医疗机构。

此外，本次新设立的考试，是属于“卫生专业技术人员系列（技师）”的“中级职称”考试，没有初级考试，也没有初级、中级、副高级、高级的等级划分，对报考者的背景要求、工作范围、权利义务等规定并不明确。

基于十余年的经验，国家卫计委于2015年启动“心理治疗师（初级）考试”，并在报名要求中明确“医务、心理”人员可报考。截至2015年底，已有4596人取得中级职称，632人取得初级职称。

对比医疗机构“高门槛”现象，截至2017年初，心理咨询咨询师资格考试已为130万人发证！有专业人士对这一巨大差距感到担忧，认为应提高心理治疗与心理咨询人员的准入门槛，加强培训、监督和行业管理。这样的“动向”和“乱象”显然已引起高层的重视。

在国家整顿各类资格考试的背景下，《心理咨询资格证书考试》于2017年废止，目前国家相关部门正在制定新的替代政策。

德国精神病院一角，他们将人文精神融入日常诊疗

█ 精神科医生的理想：用心理治疗改善心理健康服务模式

现代心理治疗在中国的发展充满艰辛，缓慢而艰辛。但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我们终于进入了一个好的时代。心理治疗不再是一个舶来品，而是逐渐融入中国社会和文化，服务于全中国人民。

根据我们的经验，心理治疗在中国有着光明的未来，应该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但目前的精神卫生服务过于生物化，迫切需要增加心理治疗。最需要解决的矛盾是“允许做但不会做”的问题——要求和鼓励精神科医生学习心理治疗，以及“知道怎么做但不让做”的问题——通过合理解释现有的法律法规，制定具体的实施和执行条例，让有资质的心理医生相对独立于医生的监督下开展心理治疗。

众所周知，尽管法律允许精神科医生提供心理治疗，但很少有精神科医生能够或愿意这样做。他们的医学教育、培训和日常管理制度并没有要求他们接受足够的心理治疗培训并提供真正的心理治疗服务。

学术教育中心理治疗的内容极其单薄；住院医师培训中缺乏合格的临床指导老师来提供高质量的心理治疗培训，很少有医院将心理治疗培训作为合格精神科医生的资格要求。

今年精神科医生有3.4万名，客观上工作量大，没有时间和精力做心理治疗，在片面重视物理治疗的情况下，医生主观上轻视心理治疗，不仅自己不做，也不认可心理医生的价值。具体措施可以如下：

（1）增加心理治疗在学历教育、研究生教育和继续教育中的内容。要求所有精神科医生接受正规的、有监督的心理治疗培训，作为执业医师培训的组成部分。鼓励精神科医生和心理学家在综合医院、社区卫生中心和其他非精神科领域或机构提供心理治疗服务。

（2）使有资质的心理治疗师在无需医师监督的情况下开展心理治疗的权利合法化。目前，专职心理治疗师数量太少，心理治疗师考试制度仍然阻碍了心理治疗师的实际操作，通过考试后的晋升路径是一条“死路”。现有的心理治疗师大多是对心理治疗有浓厚兴趣和训练的精神科医生，很少有人有心理学背景。

（3）制定合理的心理治疗收费标准，使心理治疗师能够自给自足。无论心理治疗是由精神科医生还是心理学家提供，医疗保险都必须报销心理治疗费用。如果医疗保险覆盖面和支付能力有限，应鼓励体现市场供需的自费心理治疗项目。目前，心理治疗在大多数地方是一项经济上无法生存的技术。心理治疗师在医院工作，收入和地位都很低。价格过低是医院和医生不愿提供心理治疗的重要原因。

（4）在人员制度上，建立心理治疗师职业发展通道和从初级到高级完整的心理治疗师职称系列。在临床和经济管理体制上，建立多学科团队工作机制，使精神科医生和心理治疗师合理分工、相互配合。

大约100年前，现代心理治疗的创始人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之路》一文中说：“有一天，社会的良知会醒来，并警告大家，穷人也有权利获得心理帮助和服务，就像他们现在有权利接受救命的手术一样。”

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支撑下，在中华文化的丰沛滋养下，在国家法律确立的专业地位下，在当代中国强大的国力下，在巨大的社会需求下，心理治疗的稳步、快速发展指日可待！

如果遇到心理困扰，可以随时联系爱己心理，遇见爱己，开始爱己